人山水,一树一石,如在腕下,则兴趣勃然,定是佳构。
山水以树始,昔人树诀已备言之。下笔须留意,笔笔要转折,心手并运,久之纯熟自然,一树成必有可观。赵
文度常云:树无他法,只要枝干得势,则全幅振起。恽南田与石谷论画书日;仆苦写树,发枝多枯窘,是以作山水初落笔便有戒心也。可见前人作画,慎始如此。
右丞《画诀净,有石分三面之说。分则全在皴擦钩勒,皴法又有简有烦,烦简中又有家数,如大痴善破皴法,可简可烦;云林似简而烦,山樵似烦而简。要之披麻、折带、解索等皴,总宜松而活。反是则谬矣。至北宗之大小斧劈,亦不离松活两字也
作山峦须分层次皴之,山峰须起伏映带,深厚有情,或间以碎石,或隔以云气;大约始用润笔,继用燥锋,则自然有郁然苍浑之气。
皴大小峦头,先将匡骨钩定,静看良久,自然有落笔处。先淡后浓,先润后燥,再加渲染,不患不厚矣。
山水中屋宇甚不易为,格须严整,而用笔以疏散为佳;处处意到,而笔不可到,明之文待诏足以为法。
更有一种粗枝大叶,及米家烟岚杏霭之境,石田翁是其所长。其中屋宇篱落,当以羊毫秃颖中锋提笔写之,意态自别。
山水中人物,赵吴兴最精妙,从唐人中来。明之文衡山全师之,颇能得其神韵。凡写意者,仍开眉目衣褶,细如蛛丝,疏逸之趣,溢於楮墨。唐六如则师宋人衣褶,用笔如铁线,亦妙。要之衣褶愈简愈妙,总以士气为贵。作大人物,须于武梁祠石刻领取古拙之意。
赵松雪松下老子图,一松一石,一藤榻,一人物而已。松极烦,石极简;藤榻极烦,人物极简;人物中衣褶极简,带与冠履极烦。即此可悟参错之道。
前人画谱无佳者,盖山水一道,变态万千,寻常画史尚不能传其情状,况付之市井梓工乎尝与朱山人野云言;画之中可付梨枣者,惟人物、鸟兽,屋宇、舟车,以及几榻、器皿等,宜各就所见唐、宋、元、明诸家山水中所有,一一摹出之,分别门类,汇为一书,庶畿留古人之规式,为后学之津梁。野云欣然,于是广搜博采,共相临摹,两年而成十二卷。即篱落一门,自唐以下,得七十馀种,他可类推。欲梓行以工钜未果,今稿本不知散失何所矣。
点苔一法,古人於山石交互处,界限未清,用苔以醒之;或皴法稍乱,用以掩其迹,故苔以少为贵若李希古全不作苔点,为北宗超然杰出者,唐子畏深得其法至王叔明之渴苔,又不必一例观也。
赵文敏之细攒点,文衡山全师之,用之青绿山石甚宜,水墨者亦深秀可喜。
设色每幅下笔,须先定意见,应设色与否,及青绿淡赭,不可移易也。
大痴、山樵多赭色,云林则水墨多。然余旧藏懒瓒《浦城春色》,乃大青绿,舟车、人物,并似北宋人,真不可思议!
设大青绿,落墨时皴法须简,留青绿地位;若淡赭,则烦简皆宜。
青绿染色,只可两次,多则色滞,勿为前人所误。
凡山石用青绿渲染,层次多,则轮廓与石理不能刻露,近于晦滞矣。所以古人有钩金法,正为此也。钩金创于小李将军,继之者燕文贵、赵伯驹、刘松年诸人,以及
明之唐子畏、仇十洲,往往为之,然终非山水上品。至赵令穰、张伯雨、陈惟允,后之沈启南、文衡山,皆以淡见长,其灵活处,似觉转胜前人。惟吴兴赵氏家法,青绿尽其妙,盖天姿既胜,兼有士气,固非寻常学力所能到也。王石谷云:余于是道参究三十年,始有所得。然石谷青绿近俗,晚年尤甚,究未梦见古人。南田用淡青绿,风致萧散,似赵大年,胜石谷多矣。用赭色及汁绿,总宜和墨一二分,方免炫烂之气。
赭色染山石,其石理皴擦处,或用汁绿,淡淡加染一层,此大痴法也
唐子畏每以汁绿和墨染山石,亦秀润可爱。
赭色,虞山破龙涧中者第一。青绿雨色,以滇中永晶为最
山水中松最难画,各家松针凡数十种,要惟挺而秀,则疏密肥瘦皆妙。昔米颠作《海岳庵图净,松计百馀树,用鼠须笔剔针,针凡数十万,细辨之,无一败笔。所以古人笔墨,贵气足神完。
柳亦颇不易写,谚云画树莫画柳,信然。然山水陂塘间似不可缺,前人所写,亦有数十种。王右丞能作空钩柳,其法柳叶须大小差错,条条相贴,逐渐取势为之,自有一种森沉旖旎之致。至赵大年之人字,徐幼文短剔如松针,皆秀绝尘寰,并可师法。
树之攒点,八九笔、十馀笔不等,须秃颖中锋攒聚而点之。详度凑积为树,不独得势,亦且松秀见笔。倘设色以汁绿,再点一次,更浓厚矣。文氏父子最工此,弟子陆叔平、钱叔宝,皆能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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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钩叶各家所作不同,总须静穆古雅。如设色,空钩者多,不妨留一株,竟不著色,亦赵法也。
小山树种数不一,有细攒点,有剔松针,有横点,有细横画细攒点及松针,并宜青绿山水中。横点宜赭山,细横画是秋景,只宜加赭。盖山树所以间山石峰峦,使深厚而分层次。云气中略露尖顶,则倍灵活有致。黄鹤翁与吴仲圭以淡墨大点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