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不得入成王之正雅。周公，王朝卿士，不得专名一国。进退既无所系，因其上陈豳公，故为豳之变风。若所陈本非豳事，无由得系於豳。周公事若不似，於理亦不可系。此诗追述豳公，事又相似，故系之为宜也。《春官·籥章》云：“吹籥以歌《豳诗》。”则周制之前，已系豳矣。谓之变者，以其变风、变雅各述时之善恶，《七月》陈豳公之政，《东山》以下主述周公之德，正是变诗美者，故亦谓之变风。《公刘》亦陈豳事，不系豳者，召康公陈公刘以戒成王，犹召穆公陈文王以伤大坏，主者意为雅，不得列为风也。
《鸱鸮》以下，不陈豳事，亦系豳者，以《七月》是周公之事，既为《豳风》，《鸱鸮》以下亦是周公之事，尊周公使专一国，故并为《豳风》。故《郑志》张逸问：“《豳·七月》专咏周公之德，宜在雅，今在风，何？”答曰：“以周公专为一国，上冠先公之业，亦为优矣，所以在风下，次於雅前，在於雅分，周公不得专之。”逸言“咏周公之德”者，据《鸱鸮》以下发问也。郑言“上冠先公之业”，谓以《七月》冠诸篇也。以先公之业冠周公之诗，故周公之德系先公之业，於是周公为优矣。
次之风后、雅前者，言周公德高於诸侯，事同於王政，处诸国之后，不与诸国为伦。次之小雅之前，言其近堪为雅，使周公专有此善也。此《豳诗》七篇，《七月》、《鸱鸮》是出居时作，其馀多在入摄政后。郑以为周公避居之初，是武王崩后三年，成王年十三也。居东二年，罪人斯得，成王年十四也。迎周公，反而居摄，成王年十五也。七年致政，成王年二十一也。故《金縢》注云：文王十五生武王，九十七而终，终时武王八十三矣。於文王受命为七年，后六年伐纣，后二年有疾，疾瘳，后二年崩，崩时年九十三矣。
周公以武王崩后三年出，五年秋反，而居摄四年作《康诰》，五年作《召诰》，七年作《洛诰》。伐纣至此，十六年也。作《康诰》时，成王年十八。《洛诰》时，年二十一也。即政时，年二十二也。然则成王以文王终明年生也。是郑辨武王崩及周公出入之事。知然者，案《大戴礼·文王世子篇》云：“文王十三生伯邑考，十五生武王。”则武王之年，少於文王十四岁。《文王世子》云：“文王九十七而终，武王九十三而终。”武王既少文王十四岁，文王九十七而崩，知武王於时年八十三也。
《书传》云：“文王受命七年而崩。”是文王崩时，受命七年。《尚书序》云：“十有一年，武王伐殷，作《泰誓》。”案经《泰誓》上篇说武王观兵时事，是受命十一年。《泰誓》下篇云：“还归二年，而后伐纣。”是伐纣之时受命十三年也。文王崩，至十三年始伐纣，是崩后六年也。《金縢》云：“武王既克商，二年，王有疾，弗豫。”是伐纣后二年有疾。从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，积八年矣。文王崩时，武王已八十三矣。至此，则九十一也。武王九十三而崩，故知瘳后二年崩也。
知周公以武王崩后三年出者，礼，君薨，百官裛已而听政於冢宰三年。定四年《左氏》云“周公为太宰”，以右王室。周公既为太宰，武王初崩，总摄王政，自是常事。管、蔡不应流言，成王不应致疑。明是三年丧毕，周公不授王政，故流言耳。按《周书》武王以十二月崩，则崩后一年十二月期而练，二年十二月祥而祭除，崩后三年，管、蔡乃流言也。《金縢》云：“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国，周公乃告二公曰：‘我之不辟，无以告我先王。’”是周公於流言之年，避位而出，是武王崩后三年也。
《金縢》又云：“周公居东二年，罪人斯得。”注云：“罪人，周公之属与知摄者。周公出，皆奔。二年尽为成王所得。”言三年者，并数出年，是崩后四年也。又曰：“於后，公乃为诗。”注云：“於二年后也。”上既言二年，又别言“於后”，明是二年之后也。又曰：“秋，大熟，未获。”注云：“秋，谓周公出二年之后明年秋也。”此秋文承於后之下，於后既是二年之后，明此秋是二年之后，谓居东二年，武王崩后五年也。《金縢》云“秋，大熟，未获”之下，即云“惟朕小子其新逆”，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。
周公将摄，出避流言，今成王自新迎之，明其反即居摄。武王崩后五年，即是摄政之元年。《书传》称周公摄政，四年建侯卫，五年营成周，七年，致政成王。言建侯卫，是封卫侯。《康诰》论封卫之事，是四年作《康诰》也。《召诰》论营洛邑成周之事，是五年作《召诰》也。《洛诰》论致政成王之事，是七年作《洛诰》也。郑言作《康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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