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。《坤灵图》云：“黄龙中流见於洛。”注云：“谓《洛书》不必皆龟负也。”言《河图》、《龟书》，见其正耳。所命文王衔丹书者，《我应》、《是类谋》谓之赤雀，《元命苞》谓之凤皇，《通卦验》谓之为鸟。鸟者，羽虫之大名，赤雀、凤皇之雏，神而大之亦得称凤，文虽不同，其实一也。受命六年，乃始伐崇。既伐於崇，乃作邑於丰，则受命之时，未都丰矣。而《我应》云“赤雀衔丹书入丰，止於昌户”，《元命苞》云“凤皇衔丹书，游於文王之都”者，郑作《我应序》云：“文王如丰，将伐崇，受赤鸟。
”是当时行往丰地，未都丰也。所居有屋，故称昌户。从后言之，谓之文王之都。《太誓》云：“至於王屋。”《谱》云：“周公避居东都。”亦此类也。《文王世子》称武王谓文王曰：“西方有九国焉，君王其终无诸？”文王生称王也。其称王也，必在受命之后。《元命苞》云：“西伯既得丹书，於是称王，改正朔，诛崇侯虎。”称王之文在诛崇之上。《是类谋》云：“称王制命示王意。”《乾凿度》云：“改正朔，布王号於天下。”二文皆承伐崇、作灵台之下。
伐崇在六年，则亦六年始称王也。但彼文以伐崇之等皆是文王大事，故历言之，其言不必依先后为次，未可即以为定。《书传》称“二年伐邘。三年伐密须。四年伐犬夷”。《书序》云：“殷始咎周。”注云：“咎，恶也。纣闻文王断虞、芮之讼，后又三伐皆胜，而始畏恶之，拘於羑里。”又曰：“周人乘黎。”注云：“乘，胜也。纣得散宜生等所献宝而释文王。文王释而伐黎。明年伐崇。”案《殷传》云：“西伯得四友献宝，免於虎口而克耆。”《大传》曰：“得三子献宝，纣释文王，而出伐黎。
”其言既同，则黎、耆一物，是文王伐犬夷之后乃被囚，得释乃伐耆也。《出车》说文王之劳还帅云：“春日迟迟。”是四年遣役，五年始反乃劳之。当劳讫被囚，其年得释，即以岁暮伐耆，故称五年伐耆也。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若五年以前既已称王改正，则反形已露，纣当与之为敌，非直咎恶而已。若已称王，显然背叛，虽纣之愚，非宝能释也。又《书序》“周人乘黎”之下云：“祖伊恐，奔告於受，作《西伯戡黎》。”若已称王，则愚者亦知其叛，不待祖伊之明始识之也。
且其篇仍云“西伯”，明时未为王。是六年称王为得其实，故《乾凿度》“布王号”之下注云：“受命后五年乃为改。”此是郑意以为六年始王也。但文王自於国内建元久矣，无故更复改元，是有称王之意，虽则未布行之，亦是称王之迹，故《周本纪》云：“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。”皇甫谧亦云：“受命元年始称王矣。”正以改称元年，故疑其年称王。斯言非无理矣。但考其行事，必不得元年称王耳。然则六年称王，七年则崩，是称王甚晚。《礼记·大传》注云“文王称王早矣”者，以殷纣尚存，虽於年为晚，而时未可称，故为早也。
时未可称，而必称之者，《我应》云：“我称非早，一人固下。”注云：“我称王非为早，欲以一人心，固臣下。”是早称之意也。然则伐崇之时未称王矣。《皇矣》说伐崇之事，而云“是类是禡”，《王制》云“天子将出征，类乎上帝，禡於所征之地”，然则类者祭天之名，未称王而得祭天者，文王於伐崇之后，寻即称王，於时天期已至，崇又大敌，虽未称王，已行王事，故类、禡也。文王虽称王改正统，得行其统内六州而已。《礼记·大传》曰：“牧之野，武王之大事，改正朔，易服色。
”谓克纣之后，又复颁布，使天下遍知之，犹未制礼，未是大定，故《召诰》云：“惟二月、三月。”注云：“当为一月、二月。不云正月者，盖待治定制礼乃正言正月故也。”然则从是以后始大定矣。文王之得太公，无经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。《雒师谋》注云：“文王既诛崇侯，乃得吕尚於磻谿之崖。”是伐崇之年得吕尚也。《书传》云：“散宜生、南宫括、闳天三子相，与学讼於太公。四子遂见西伯於羑里。”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。
《史记·齐世家》云：“西伯政平，及断虞、芮之讼，伐崇、密须、犬夷，大作丰邑，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，太公之谋计居多。”则是断虞、芮之前得太公也。皇甫谧以为，未受命时，已得太公。群言不同，莫能齐一。案《左传》称吕伋为王舅，则武王之后，大公女也。文王受命六年，武王以八十二矣，不应此时方取正室。且文王为今年得之，明年即崩，以人情准之，未应便为武王取其女也。又《书传》之美太公，言其翼佐文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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