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民久不见儒生之治，世久不闻诗书之声。积废之极而气数一返，周、程、张、朱适逢其会，以诵读诗书，讲解义理为倡，又粗文以道德之行，真不啻周公、孔子复出矣。此所以一树赤帜而四海望之，一登高呼而数世应之，呜呼盛哉！而流不可返、坏不可救之祸，实伏于此。吴氏亦犹行宋儒之道者，而出言不觉至是，盖诵读之焰已毁而举世罔觉，又不容不露其几也。而吾所甚惧，正在此几也。文盛之极则必衰，文衰之返则有二：一是文衰而返于实，则天下厌文之心，必转而为喜实之心，乾坤蒙其福矣。
达而在上，则为三代，即穷而在下，如周末文衰，孔子转之以实，虽救之未获全胜，犹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脉。不然，焚坑之祸，岂待秦政之时哉！一是文衰而返于野，则天下厌文之心必激而为灭文之念，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。如有宋程、朱党伪之禁，天启时东林之逮狱，崇祯末献忠之焚杀，恐犹未已其祸也，而今不知此几之何向也。易曰：“知几其神乎！”余曰：“知几其惧乎！”
程子曰：“解义理若一向靠书册，何由得居之安，资之深！不惟自误，兼亦误人。真语。古之学者，优柔餍饫，有先后次序；今之学者，却只做一场话说，务高而已。知及此矣，其教及门，乃亦未见古人先后次序，不又作话说一场而已哉！今之学者，往往以游、夏为小，不足学；然游、夏一言一事，却总是实。”程子虽失圣门成法，而胸中所见犹实，故其言如此。朱子去此则又远矣。问：“如何学可谓有得？”曰：“大凡学问，闻之知之皆不为得。得者，须默识心通。
学者欲有所得，须是诚意烛理。”程、朱言学至肯綮处，若特避六艺、六府之学者，何也？如此段言“闻之知之皆不为得”，可谓透宗语矣。下何不云，“得者须履中蹈和，躬习实践，深造以六艺之道，乃自得之也”？乃云“须默识心通”，不仍是知之乎！
进学莫大于致知，养心莫大于理义。古人所养处多，若声音以养其耳，舞蹈以养其血脉，今人都无；只有义理之养，人又不知求。 学之患莫大于以理义让古人做。程、朱动言古人如何如何，今人都无，不思我行之即有矣。虽古制不获尽传，只今日可得而知者尽习行之，亦自足以养人。况因偏求全，即小推大，古制亦无不可追者乎！若只凭口中所谈、纸上所见、心内所思之理义养人，恐养之不深且固也。
学贵乎成；既成矣，将以行之也。学而不能成其业，用而不能行其学，则非学矣。 程子论学颇实，然未行其言也。夫教者之身，即所以教也，其首传所教者，即教者之身也。试观程门，学成其业乎？用行其学乎？孔子摄相而鲁治，冉、樊为将而齐北。二程在朝而宋不加治，龟山就征而金人入汴，谓之学成用行，吾不信也。
今之学者有三弊：溺于文辞，牵于训诂，惑于异端。苟无此三者，则必求归于圣人之道矣。可叹三弊误此乾坤！先生濯洗亦未甚净，故其流远而益差也。向尝谓程、朱与孔、孟各是一家，细勘之，程与朱亦各是一家。张子曰：“在始学者，得一义须固执，从粗入精也。”又曰：“若始求甚深，恐自兹愈远。”又曰：“但扫拂去旧日所为，使动作皆合于礼。张子以礼为重，习而行之以为教，便加宋儒一等。既学而有先以功业为意者，于学便相害；既有意，便穿凿创意作起事也。
德未成而先以功业为事，是代大匠斫，希不伤手也。”所学既失其宗，又将古人成法说坏。试观大学之道，才言“明德”，即言“亲民”，焉得云无意于功业！且入学即是要作大匠，乌得谓之“代大匠斫”！仆教幼学道艺，或阻之曰：“不可，今世不如此。”予曰：“但抱书入学，便是作转世人，不是作世转人。但不可有者，躁进干禄、非位谋政之心耳。”
上蔡谢氏曰：“学须是熟讲，学不讲，用尽工夫只是旧时人。‘学之不讲，是吾忧也’。仁亦在夫熟而已。 子云：“学之不讲”，是博学矣，又当审问、慎思、明辨以讲之。若非已学，将执何者以讲乎？今徒讲而不学，误矣！颜子工夫，真百世规范，舍是更无入路，无住宅。” 极是！
龟山杨氏曰：“今之学者，只为不知为学之方，又不知学成要何用。此事体大，须是曾著力来，方知不易。夫学者，学圣贤之所为也云云。若是只要博通古今，为文章，作忠信愿悫，不为非义之士而已，则古来如此等人不少，然以为闻道则不可。且如东汉之衰，处士逸人与名节之士，有闻当世者多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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