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。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」。爱曰，「著述亦有不可缺者。如春秋一经，若无左传，恐亦难晓」。先生曰，「春秋必待传而后明，是歇后谜语矣。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？左传多是鲁史旧文。若春秋须此而后明，孔子何必削之」？爱曰，「伊川亦云，『传是案，经是断』。如书弒某君，伐某国。若不明其事，恐亦难断」。先生曰，「伄川此言，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。未得圣人作经之意。如书弒君，即弒君便是罪。何必更问其弒君之详。征伐当自天子出。
书伐国，即伐国便是罪。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？圣人述六经，只是要正人心。只是要存天理，去人欲。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，则尝言之。或因人请问，各随分量而说。亦不肯多道。恐人专求之言语。故曰『予欲无言』。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，又安肯详以示人？是长乱导奸也。故孟子云，『仲尼之门，无道桓文之事者。是以后世无传焉』。此便是孔门家法。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。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。纯是一片功利的心。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。
如何思量得通」？因叹曰，「此非达天德。者未易与言此也」又曰，「孔子云，『吾犹及史之阙文也』。孟子云，『尽信书，不如无书。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』。孔子删书，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，不过数篇。岂更无一事，而所述止此？圣人之意可知矣。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，后儒郄只要添上」。爱曰，「圣人作经，只是要去人欲，存天理。如五伯以下事，圣人不欲详以示人。则诚然矣。至如尧舜以前事，如何略不少见」？先生曰，「义黄之世，其事阔疏，传之者觲矣。
此亦可以想见。其时全是淳庞仆素，略无文采的气象。此便是太古之治。非后世可及」。爱曰，「如三坟之类，亦有传者。孔子何以删之」？先生曰，「纵有传者，亦于世变渐非所宜。风气益开，文采日胜。至于周末，虽欲变以夏商之俗，已不可挽。况唐虞乎又况义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，其道则二孔子于尧舜，则祖述之。于文武，则宪章之。文武之法，即是尧舜之道。但因时致治。其设施政令，已自不同。即夏商事业，施之于周，已有不合。故周公思兼三王。
其有不合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。况太古之治，岂复能行？斯固圣人之所可峈也」。又曰，「专事无为，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，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，即是佛老的学术。因时致治，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，而以功利之心行之，即是伯者以下事业。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，只是讲得个伯术」。
○又曰，「唐虞以上之治，后世不可复也。略之可也。三代以下之治，后世不可法也。削之可也。惟三代之治可行。然而世之论三代者，不明其本，而徒事其末。则亦不可复矣」。 ○爱曰，「先儒论六经，以春秋为史。史专记事。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」。先生曰，「以事言谓之史。以道言谓之经。事即道。道即事。春秋亦经。五经亦史。易是包牺氏之史。书是尧舜下史。礼乐是三代史。其事同。其道同。安有所谓异」？
○又曰，「五经亦只是史。史以叨善恶，示训戒。善可为训者，时存其逃，以示法。恶可为戒者，存其戒而削其事，以杜奸」。爱曰，「存其《迹》以示法，亦是存天理之本然。削其事以杜奸，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」？先生曰，「圣人作经，固无非是此意。然又不必泥着文句」。爱又问，「恶可为戒者，存其戒而削其事，以杜奸。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？先儒谓『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』。然否」？先生曰，「诗非孔门之旧本矣。孔子云，『放郑声，郑声淫』。
又曰，『恶郑声之乱雅乐也』。『郑卫之音，亡国之音也』。此是孔门家法。孔子所定三百篇，皆所谓雅乐。皆可奏之郊庙，奏之乡党。皆所以资畅和平，涵拯偲性。移风易俗，安得有此？是长淫导奸矣。此必秦火之后，世儒附会，以足三百萹之数。盖淫泆之词，世俗多所喜传。如今闾巷皆然。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。是求其说而不得，从而为之辞」。
（徐爱跋）
爱因旧说汩没，始闻先生之教，实是骇愕不定，无人头处。其后闻之既久，渐知反身实践。然后始信先生之学，为孔门嫡传。舍是皆傍蹊小径，断港絽河矣。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。明善是诚身的工夫。穷理是尽性的工夫。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。博文是约礼的工夫。惟精是惟一的工夫。诸如此类，始皆落落难合。其后思之既久，不觉手舞足蹈。
以下门人陆澄录
○陆澄问，「主一之功，如读书，则一心在读书上。接客，则一心在接客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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