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以故诸生童佻达城阙者多，楛桎穷年者少。平日学植既落，临事剽窃应文，根株浅薄，词采干枯，谬体相沿，理法不讲。自诸生甚者一县无可充优等，而新进童子不能及，皆由师儒玩姑息，不修厥事之过也。今朝重尔教职之选，分别流品，一以举贡代匮，庙堂责成之意，宜各念知。其自今顾名自爱，大变因循积弊，相与立为教学规条，月考岁计，至本部院科试程士之日，蒸蒸一变。是则金口木舌弗懈之效也。
凡读书作文，须有根底，今士子徒诵几篇坊刻时文，又不能辨其美恶高下，但以选者之丹黄为趋舍，浮词填胸，千里一轨，遇题目相近，剽剥不让，公然相袭，不复知有剿说雷同之禁也。间或理致及典实题样与所习相左，则荒疏杜撰，无一语中肯綮者。何则？理致精微，非平日体认真切，熟于诸儒讲说源流，敷辞安能动洽理趣？若典实题则或系礼乐、名物、井田、学校、制度之属，或称引唐虞、夏、殷、周帝王贤圣德美功业之类，非略览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诸经，晓其故实事迹，但就时文中搜摘应副，甫脱口而谬戾不可胜言矣。
今将责士子淹该经史，骤未易至；若沉潜经书，使先儒理解融会通贯，自是诸生分内事；至于他经即不能尽究其全，固当略涉其趣，随其天资分量，左右采获，积累既多，造意措词，亦自略有本原，而坐进淹茂矣。（《榕村别集》）
余姚黄宗羲曰：“士之不学，由专工于时艺也；时艺之不工，由专读于时文也。故嘉隆以前之士子，皆根柢经史，时文号为最盛，固未尝以之流行坊社间也。万历丁丑冯具区集籍中名士文，汇刻二百余篇，名《艺海元珠》；至癸未，具区为房考，刻书《一房得士录》，此京刻之始也。然壬辰尚缺三房，乙未缺一房，至戊戍而十八房始备。娄江王房仲《阅艺随录》，此选家之始也。辛丑遂有数家。自是以后，时文充塞宇宙，经史之学，折而尽入于时学矣。
”（《明文英华》）
杨子常曰：“十八房之刻，自万历壬辰《钩元录》始；旁有批点，自王房仲（士）选程墨始。至乙卯以后，而坊刻有四种：曰‘程墨’，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；曰‘房稿’，则十八房进士之作；曰‘行卷’，则举人之作；曰‘社稿’，则诸生会课之作。至《一科房稿》之刻，有数百部，皆出于苏、杭。而中原北方之贾人，市买以去，天下之人，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、享富贵。此之为学问，此之谓士人？而他书一切不观。
昔邱文庄当天顺成化之盛，去宋元未远，已谓士子有登名前列，不知史册名目、朝代先后、字书偏旁者，举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读，读之三年五年，而一幸登第，则无知之童子，俨然与公卿相揖让；而文武之道，弃如弁髦。嗟乎！八股盛而《六经》微；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。昔闵子马以原伯鲁之不说学，而卜周之衰。余少时见有一二好学者，欲旁通经史而涉古书，则父师交相谯呵，以为坎轲不利之人。岂非所谓患失而惑者与？若乃国之盛衰、时之治乱，则亦可知也已。
”（《明文英华》）
万季野语余曰：“子于古文信有得矣。然愿子勿泥也。唐宋号为文家者八人，其于道粗有明者，韩愈氏而止耳，其余则资学者以爱玩而已，于世非果有益也。”余辍古文之学，而求经义自此始。（《望溪集》）先君子有言，“自晚周秦汉以来，治文术者，代降而卑，皆以为气数使然。非也。古之以文传者，未或见其诗；以诗鸣者，亦然。唐之中叶，始有兼营而并善者，然较其所能，则悬衡而不无俯仰矣。自宋以降，学者之于文术，必遍为之，夫是以各涉其流，无一能穷源而竟委也。
”（《望溪集》）
凡案头必不可无古人书，如《言行录》、《伊洛渊源》之类，使心目常常与古人相接，自然意思不同，如止看诗文，恐溺于世俗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 凡读书须识货，方不错用功夫，如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性理》、《纲目》，此所当终身诵读者也，水利农政天文兵法诸书，亦要一一寻究，得其要领。其于子史百家，不过观其大意而已，如欲一一记诵，便是玩物丧志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
记诵之功，读史不必用，若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、《太极》、《西铭》之类，必不可不成诵；不成诵，则义理不出也。（陆桴亭《思辨录》） 书籍之多，千倍于古，学非博不可，然汗牛充栋，将如之何？偶思得一读书法，欲将所读之书，分为三节，自五岁至十五为一节，十年诵读；自十五岁至二十五为一节，十年讲贯；自二十五至三十五为一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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