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极不立,而违禽兽不远矣。
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,圣人之道,仁义中正而已矣。而主静,无欲故静。立人极焉。故“圣人与天地合其德,日月合其明,四时合其序,鬼神合其吉凶”。
此言圣人全动静之德,而常本之于静也。盖人禀阴阳五行之秀气以生,而圣人之生,又得其秀之秀者。是以其行之也中,其处之也正,其发之也仁,其裁之也义。盖一动一静,莫不有以全夫太极之道,而无所亏焉,则向之所谓欲动情胜、利害相攻者,于此乎定矣。然静者诚之复,而性之真也。茍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,则又何以酬酢事物之变,而一天下之动哉!故圣人中正仁义,动静周流,而其动也必主乎静。此其所以成位乎中,而天地日月、四时鬼神,有所不能违也。盖必体立、而后用有以行,若程子论干坤动静,而曰:“不专一则不能直遂,不翕聚则不能发散”,亦此意尔。
君子修之吉,小人悖之凶。
圣人太极之全体,一动一静,无适而非中正仁义之极,盖不假修为而自然也。未至此而修之,君子之所以吉也;不知此而悖之,小人之所以凶也。修之悖之,亦在乎敬肆之闲而已矣。敬则欲寡而理明,寡之又寡,以至于无,则静虚动直,而圣可学矣。
故曰:“立天之道,曰阴与阳;立地之道,曰柔与刚;立人之道,曰仁与义。”又曰:“原始反终,故知死生之说。”
阴阳成象,天道之所以立也;刚柔成质,地道之所以立也;仁义成德,人道之所以立也。道一而已,随事着见,故有三才之别,而于其中又各有体用之分焉,其实则一太极也。阳也;刚也,仁也,物之始也;阴也,柔也,义也,物之终也。能原其始,而知所以生,则反其终而知所以死矣。此天地之闲,纲纪造化,流行古今,不言之妙。圣人作易,其大意盖不出此,故引之以证其说。
大哉易也,斯其至矣!
易之为书,广大悉备,然语其至极,则此图尽之。其指岂不深哉!抑尝闻之,程子昆弟之学于周子也,周子手是图以授之。程子之言性与天道,多出于此。然卒未尝明以此图示人,是则必有微意焉。学者亦不可以不知也。
﹝附辩﹞愚既为此说,读者病其分裂已甚,辨诘纷然,苦于酬应之不给也,故总而论之。大抵难者:或谓不当以继善成性分阴阳,或谓不当以太极阴阳分道器,或谓不当以仁义中正分体用,或谓不当言一物各具一太极。又有谓体用一源,不可言体立而后用行者;又有谓仁为统体,不可偏指为阳动者;又有谓仁义中正之分,不当反其类者。是数者之说,亦皆有理。然惜其于圣贤之意,皆得其一而遗其二也。夫道体之全,浑然一致,而精粗本末、内外宾主之分,粲然于其中,有不可以毫厘差者。此圣贤之言,所以或离或合,或异或同,而乃所以为道体之全也。今徒知所谓浑然者之为大而乐言之,而不知夫所谓粲然者之未始相离也。是以信同疑异,喜合恶离,其论每陷于一偏,卒为无星之称,无寸之尺而已。岂不误哉!
夫善之与性,不可谓有二物,明矣!然继之者善,自其阴阳变化而言也;成之者性,自夫人物禀受而言也。阴阳变化,流行而未始有穷,阳之动也;人物禀受,一定而不可易,阴之静也。以此辨之,则亦安得无二者之分哉!然性善,形而上者也;阴阳,形而下者也。周子之意,亦岂直指善为阳而性为阴哉。但话其分,则以为当属之此耳。
阴阳太极,不可谓有二理必矣。然太极无象,而阴阳有气,则亦安得而无上下之殊哉!此其所以为道器之别也。故程子曰:“形而上为道,形而下为器,须着如此说。然器,亦道也,道,亦器也。”得此意而推之,则庶乎其不偏矣。
仁义中正,同乎一理者也。而析为体用,诚若有未安者。然仁者,善之长也;中者,嘉之会也;义者,利之宜也;正者,贞之体也。而元亨者,诚之通也;利贞者,诚之复也。是则安得为无体用之分哉!万物之生,同一太极者也。而谓其各具,则亦有可疑者。然一物之中,天理完具,不相假借,不相陵夺,此统之所以有宗,会之所以有元也。是则安得不曰各具一太极哉!
若夫所谓体用一源者,程子之言盖已密矣。其曰“体用一源”者,以至微之理言之,则冲漠无朕,而万象昭然已具也。其曰“显微无闲”者,以至着之象言之,则即事即物,而此理无乎不在也。言理则先体而后用,盖举体而用之理已具,是所以为一源也。言事则先显而后微,盖即事而理之体可见,是所以为无闲也。然则所谓一源者,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?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,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。
所谓仁为统体者,则程子所谓专言之而包四者是也。然其言盖曰四德之元,犹五常之仁,偏言则一事,专言则包四者,则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,固未尝离夫偏言之一事,亦未有不识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骤语夫专言之统体者也。况此图以仁配义,而复以中正参焉。又与阴阳刚柔为类,则亦不得为专言之矣,安得遽以夫统体者言之,而昧夫阴阳动静之别哉。至于中之为用,则以无过不及者言之,而非指所谓未发之中也。仁不为体,则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,而非指所谓专言之仁也。对此而言,则正者所以为中之干,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