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;英发之疾,医以深沉;阔大之疾,医以充实。不远之复,不若来行之审也。
奋始怠终,修业之贼也;缓前急后,应事之贼也;躁心浮气,畜德之贼也;疾言厉色,处众之贼也。
名心盛者必作伪。
做大官底是一样家数,做好人底是一样家数。
见义不为,又托之违众,此力行者之大戒也。若肯务实,又自逃名,不患于无术吾窃以自恨焉。
恭敬谦谨,此四字有心之善也;狎侮傲凌,此四字有心之恶也,人所易知也。至于怠忽惰慢,此四字乃无心之失耳,而丹书之戒怠胜敬者凶,论治忽者至分存亡。《大学》以傲惰同论,曾子以暴慢连语者何哉?盖天下之祸患皆起于四字,一身之罪 过皆生于四字。怠则一切苟且,忽则一切昏忘,惰则一切疏懒,慢则一切延迟,以之应事则万事皆废,以之接人则众心皆离。
古人临民如驭朽索,使人如承大祭,况接平交以上者乎?古人处事不泄迩,不忘远,况目前之亲切重大者乎?故曰无众寡,无大小,无敢慢,此九字即毋不敬。毋不敬三字,非但圣狂之分,存亡、治乱、死生、祸福之关也,必然不易之理也。沉心精应者,始真知之。
人一生大罪过,只在自是自私四字。
古人慎言,每云有馀不敢尽。今人只尽其馀,还不成大过,只是附会支吾,心知其非而取辨于口,不至屈人不止,则又尽有馀者之罪人也。
真正受用处,十分用不得一分,那九分都无些干系,而拼死忘生、忍辱动气以求之者,皆九分也。何术悟得他醒?可笑可叹!
贫不足羞,可差是贫而无志;贱不足恶,可恶是贱而无能;老不足叹,可叹是老而虚生;死不足悲,可悲是死而无闻。
圣人之闻善言也,欣欣然惟恐尼之,故和之以同言,以开其乐告之诚;圣人之闻过言也,引引然惟恐拂之,故内之以温色,以诱其忠告之实。何也?进德改过为其有益于我也。此之谓至知。
古者招隐逸,今也奖恬退,吾党可以愧矣,古者隐逸养道,不得已而后出,今者恬退养望,邀虚名以干进,吾党可以戒矣。
喜来时一点检,怒来时一点检,怠惰时一点检,放肆时一点检,此是省察大条款。人到此,多想不起,顾不得,一错了,便悔不及。
治乱系所用事。天下国家君子用事则治,小人用事则乱;一身德性用事则治,气习用事则乱。
难管底是任意,难防底是惯病。此处着力,便是穴上着针、痒处着手。
试点检终日说话有几句恰好底,便见所养。
业刻木如巨齿,古无文字,用以记日行之事数也。一事毕;则去一刻;事俱毕,则尽去之,谓之修业。更事则再刻如前,大事则大刻,谓之大业。多事则多刻,谓之广业。士农工商所业不同,谓之常业。农为士则改刻,谓之易业。古人未有一生无所业者,未有一日不修业者,故古人身修事理,而无怠惰荒宁之时,常有忧勤惕励之志。一日无事,则一日不安,惧业之不修而旷日之不可也。今也昏昏荡荡,四肢不可收拾,穷年终 日无一猷为放逸而入于禽兽者,无业之故也。人生两间,无一事可见,无一善可称,资衣藉食于人,而偷安惰行以死,可羞也已。
古之谤人也,也忠厚诚笃。株林之语,何等浑涵!舆入之谣,犹道实事。后世则不然,所怨在此,所谤在彼。彼固知其所怨者未必上之非,而其谤不足以行也,乃别生一项议论,其才辨附会足以泯吾怨之之实,启人信之之心,能使被谤者不能免谤之之祸,而我逃谤人之罪。呜呼!今之谤,虽古之君子且避忌之矣。圣贤处谤无别法,只是自修,其祸福则听之耳。
处利则要人做君子,我做小人;处名则要人做小人,我做君子,斯惑之甚也。圣贤处利让利,处名让名,故淡然恬然,不与世忤。
任教万分矜持,千分点检,里面无自然根本,仓卒之际、忽突之顷,本态自然露出。是以君子慎独。独中只有这个,发出来只是这个,何劳回护,何用支吾?
力有所不能,圣人不以无可奈何者责人;心有所当尽,圣人不以无可奈何者自诿。
或问:“孔子缁衣羔裘,素衣麑裘,黄衣狐裘,无乃非位素之义与?”曰:“公此问甚好。慎修君子,宁失之俭素不妨。若论大中至正之道,得之为有财,却俭不中礼,与无财不得为而侈然自奉者相去虽远,而失中则均。圣贤不讳奢之名,不贪俭之美,只要道理上恰好耳。”
寡恩曰薄,伤恩曰刻,尽事曰切,过事曰激。此四者,宽厚之所深戒也。
《易》称“道济天下”,而吾儒事业,动称行道济时,济世安民。圣人未尝不贵济也。舟覆矣,而保得舟在,谓之济可乎?
故为天下者,患知有其身,有其身不可以为天下。
万物安于知足,死于无厌。
足恭过厚,多文密节,皆名教之罪人也。圣人之道自有中正。彼乡原者,徼名惧讥、希进求荣、辱身降志,皆所不恤,遂成举世通套。虽直道清节之君子,稍无砥柱之力,不免逐波随流,其砥柱者,旋以得罪。嗟夫!佞风谀俗,不有持衡当路者一极力挽回之,世道何时复古耶?
时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