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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朝汉学师承记 清 江藩撰
序
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，为其去圣贤最近，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。老庄之说盛于两晋，然《道德》、《庄》、《列》本书具在，其义止于此而已，后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饰而改之，是以晋以后鲜乐言之者。浮屠之书，语言文字非译不明，北朝渊博高明之学士，宋齐聪颖特达之文人，以己之说傅会其意，以致后之学者绎之弥悦，改而必从。非释之乱儒，乃儒之乱释。魏收作《释老志》，后踪迹可见矣。吾固曰：两汉之学纯粹以精者，在二氏未起之前也。
我朝儒学笃实，务为其难，务求其是，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，白首而不能究者，岂如朝立一旨，暮即成宗者哉？甘泉江君子屏，得师传于红豆惠氏，博闻强记，无所不通，心贯羣经，折衷两汉。元幼与君同里同学，窃闻论说三十余年。江君所纂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八卷，嘉庆二十三年居元广州节院时刻之。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，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，大义微言，不乖不绝，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。
元又尝思，国朝诸儒说经之书甚多，以及文集、说部，皆有可采。窃欲析楼分条，加以翦裁，引系于羣经各章句之下。譬如休宁戴氏解尚书“光被四表”为“横被”，则系之《尧典》；宝应刘氏解《论语》“哀而不伤”，即《诗》“惟以不永伤”之伤，则系之《论语·八佾》篇而互见《周南》。如此勒成一书，名曰《大清经解》。徒以学力日荒，政事无暇，而能总此事，审是非，定去取者，海内学友惟江君暨顾君千里二三人。他年各家所著之书或不尽传，奥义单辞，沦替可惜，若之何哉？
岁戊寅除夕，阮元序于桂林行馆。
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
先王经国之制，井田与学校相维，里有序，乡有庠。八岁入小学，学六甲、五方、书计之事，始知室家长幼之节；十五入大学，学先圣礼乐，而知朝廷君臣之礼。所以耕夫余子亦得秉耒横经，渐诗书之化，被教养之泽，济济乎，洋洋乎，三代之隆轨也。
秦并天下，燔诗书，杀术士，圣人之道坠矣。然士隐山泽岩壁之间者，抱遗经，传口说，不绝于世。汉兴乃出：言《易》淄川田生，言《书》济南伏生，言《诗》于鲁则申公培，于齐则辕固生，于燕则韩太傅，言《礼》鲁高堂生，言《春秋》于齐则胡母生，于赵则董仲舒。自兹以后，专门之学兴，命氏之儒起。六经五典，各信师承，嗣守章句，期乎勿失。西都儒士，开横舍，延学徒，诵先王之书，被儒者之服，彬彬然有洙泗之风焉。
爰及东京，硕学大师，贾、服之外，咸推高密郑君。生炎汉之季，守孔子之学，训义优洽，博综群经，故老以为前修，后生未之敢异。晋王肃自谓辨理依经，逞其私说，伪作《家语》，妄撰《圣证》，以外戚之尊，盛行晋代。王弼宗老庄而注《周易》，杜预废贾、服而释《春秋》，梅赜上伪《书》，费甝为《义疏》。于是宋、齐以降，师承凌替，江左儒门，参差互出矣。然河洛尚知服古，不改旧章。《左传》则服子慎，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则郑康成，《诗》则并主于毛公，《礼》则同遵于郑氏。
若辅嗣之《易》，惟河南、青、齐间有讲习之者，而王肃《易》亦间行焉。元凯之《左氏》，但行齐地；伪《孔传》，惟刘光伯、刘士元信为古文，皆不为当时所尚。《隋书》云：“南人约简，得其英华；北学深芜，穷其枝叶。”岂知言者哉？
唐太宗挺生于干戈之世，创业于戎马之中，虽左右櫜鞬，栉沐风雨，然锐情经术，延揽名流。即位后，仇正五经，颁示天下，命诸儒萃章句为《义疏》。惜乎孔冲远、朱子奢之徒，妄出己见，去取失当。《易》用辅嗣而废康成，《书》去马、郑而信伪孔，《谷梁》退麋氏而进范宁，《论语》则专主平叔。弃尊彝而宝康瓠，舍珠玉而收瓦砾，不亦傎哉？
宋初承唐之弊，而邪说诡言，乱经非圣，殆有甚焉。如欧阳修之《诗》，孙明复之《春秋》，王安石之《新义》，是已。至于濂、洛、关、闽之学，不究礼乐之源，独标性命之旨，义疏诸书，束置高阁，视如糟粕，弃等弁髦。盖率履则有余，考镜则不足也。
元明之际，以制义取士，古学几绝。而有明三百年，四方秀艾，困于帖括，以讲章为经学，以类书为博闻，长夜悠悠，视天梦梦，可悲也夫！在当时岂无明达之人、志识之士哉？然皆滞于所习，以求富贵，此所以儒罕通人，学多鄙俗也。
我世祖章皇帝，握贞符，膺图箓，拨乱反正，伐罪吊民，武德定四海，文治垂千古。顺治十三年，敕大学士傅以渐撰《易经通注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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