浮之可得也。盖惟深则能通天下之志,只欲说得便似圣人,若此则是释氏之所谓祖师之类也。
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,今日复有知者。若此道天不欲明,则不使今日人有知者,既使人知之,似有复明之理。志于道者,能自出义理,则是成器。
“人一能之,己百之,人十能之,己千之。”曰能者,是今日不能而能之,若以圣人之能而为不能,则狂者矣,终身而莫能得也。
学贵心悟,守旧无功。
知德斯知言,己尝自知其德,然后能识言也。人虽言之,己未尝知其德,岂识其言!须是己知是德,然后能识是言,犹曰知孝之德则知孝之言也。
三代时人,自幼闻见莫非义理文章,学者易为力,今须自作。
为学大益,在自求变化气质,不尔皆为人之弊,卒无所发明,不得见圣人之奥。故学者先须变化气质,变化气质与虚心相表里。
大中,天地之道也;得大中,阴阳鬼神莫不尽之矣。
仁不得义则不行,不得礼则不立,不得智则不知,不得信则不能守,此致一之道也。
大率玩心未熟,可求之平易,勿迂也。若始求太深,恐自兹愈远。
学不能推究事理,只是心粗。至如颜子未至于圣人处,犹是心粗。
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。
学者言不能识得尽,多相违戾,是为无天德,今颦眉以思,已失其心也。盖心本至神,如此则已将不神害其至神矣。
能乱吾所守脱文。
有言经义须人人说得别,此不然。天下义理只容有一个是,无两个是。
且滋养其明,明则求经义将自见矣。又不可徒养,有观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己德,若要成德,须是速行之。
当自立说以明性,不可以遗言附会解之。若孟子言“不成章不达”及“所性”“四体不言而喻”,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,此是心解也。
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,盖书以维持此心,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,读书则此心常在,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。书须成诵精思,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,不记则思不起,但通贯得大原后,书亦易记。所以观书者,释己之疑,明己之未达,每见每知所益,则学进矣,于不疑处有疑,方是进矣。
学者潜心略有所得,即且志之纸笔,以其易忘,失其良心。若所得是,充大之以养其心,立数千题,旋注释,常改之,改得一字即是进得一字。始作文字,须当多其词以包罗意思。
常人教小童,亦可取益。绊己不出入,一益也;授人数次,己亦了此文义,二益也;对之必正衣冠,尊瞻视,三益也;尝以因己而坏人之才为之忧,则不敢惰,四益也。
有急求义理复不得,于闲暇有时得。盖意乐则易见,急而不乐则失之矣。盖所以求义理,莫非天地、礼乐、鬼神至大之事,心不弘则无由得见。
语道不简易,盖心未简易,须实有是德,则言自归约。盖趣向自是居简,久则至于简也。
闻之知之,得之有之。
孔子适周,诚有访乐于苌弘,问礼于老聃。老聃未必是今老子,觐老子薄礼,恐非其人,然不害为两老子,犹左丘明别有作传者也。
家语国语虽于古事有所证明,然皆乱世之事,不可以证先王之法。
观书且勿观史,学理会急处,亦无暇观也。然观史又胜于游,山水林石之趣,始似可爱,终无益,不如游心经籍义理之间。
心解则求义自明,不必字字相校。譬之目明者,万物纷错于前,不足为害,若目昏者,虽枯木朽株皆足为梗。
观书且不宜急迫了,意思则都不见,须是大体上求之。言则指也,指则所视者远矣。若只泥文而不求大体则失之,是小儿视指之类也。常引小儿以手指物示之,而不能求物以视焉,只视于手,及无物则加怒耳。
博大之心未明,观书见一言大,一言小,不从博大中来,皆未识尽。既闻中道,不易处且休,会归诸经义。己未能尽天下之理,如何尽天下之言!闻一句语则起一重心,所以处得心烦,此是心小则百物皆病也。今既闻师言此理是不易,虽掩卷守吾此心可矣。凡经义不过取证明而已,故虽有不识字者,何害为善!易曰“一致而百虑”,既得一致之理,虽不百虑亦何妨!既得此心,复因狂乱而失之,譬诸亡羊者,挟策读书与饮酒博塞,其亡羊则一也,可不鉴!
人之迷经者,盖己所守未明,故常为语言可以移动。己守既定,虽孔孟之言有纷错,亦须不思而改之,复锄去其繁,使词简而意备。
经籍亦须记得,虽有舜禹之智,金而不言,不如聋盲之指麾。故记得便说得,说得便行得,故始学亦不可无诵记。
某观中庸义二十年,每观每有义,已长得一格。六经循环,年欲一观。观书以静为心,但只是物,不入心,然人岂能长静,须以制其乱。
发源端本处既不误,则义可以自求。
学者信书,且须信论语孟子。诗书无舛杂。礼虽杂出诸儒,亦若无害义处,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,无可疑者。礼记则是诸儒杂记,至如礼文不可不信,己之言礼未必胜如诸儒。如有前后所出不同且阙之,记有疑议亦且阙之,就有道而正焉。
尝谓文字若史书历过,见得无可取则可放下,如此则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书。又学史不为为人,对人耻有所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