横渠生于千载之上,人也;吾侪生于千载之下,亦人也。然横渠之心,能视天地万物为吾父母同胞,而吾侪肝胆间,顾格格焉判若楚越,此何故哉?
道光二十二年,岁在壬寅,秋九月谷旦,岐山后学武澄谨序。
○李慎同治九年本张子全书序
孔子之道,坠绪就湮,微言中绝者屡矣。何以至有宋濂、洛、关、闽诸贤出而圣人之道大明,既明而遂不复晦?岂非由于诸贤之扶正教,辟邪说,同时奋起,百折不回,而又各有著述,其择也精,其语也详,足以抉奥阐微,羽翼斯道于千载也哉!
余束发受书,溺于俗学,以记诵词章为务,于道毫无所窥。继与友人崇文山游,见其持论行事一轨于正,因尽弃所学而学焉,始解读小学、近思录与诸先儒之书以发明经旨。因文山而获见倭艮峰先生,得读所著为学大旨,始知圣人之道如日用饮食之不可一日或离,而从事之久,则趣益深,理益明,又不容以一蹴而至也。无如力学不勇,悠忽终无所得。
同治六年,出守凤翔,固横渠夫子之乡也。拜谒祠下,肃然仰前哲之遗徽,徘徊久之不能去,从守祠张生述铭求全书之所在。张生曰:“是书旧刻之在邑者,板多残阙,临潼本,则不知藏于谁氏。道光初,郡中有新锓本,第不敢出以示人。”余讶其言,固诘之,则曰:“是书之刊也,彼时岐邑明经武子鲜名澄者,实任校雠事,于语录、附录诸卷多所移置,且补著张子年谱而参以己议,谓井田不可复行,于是是书出而读者讠华然,是以不敢复示人。”余亟索观,知武生亦汲古好学士,第其所著井田论,未能窥先贤之深意,无足存者。乃属张生,将所移易者重辑如旧,商之罗诚兹明府骧,共捐资而补刻之。以武生所编年谱,删其繁冗附于后,以不没其勤。
编既定,张生固乞序于余,邑贤裔张书云亦以为请。余曰:“子误矣。夫子之书,广大精微,程子、朱子及诸儒论之详矣,余涉道浅,乌足以赞一词哉!且值正学倡明之会,是书之传,久已如日月之经天,江河之行地,又乌待乎序耶!”张生则曰:“人之读是书者,往往静言而庸违。自罹兵革后,读之者益鲜,其不可以无言也。”
余悚然曰:“是守土者之责也。夫天下之祸乱不遽作,实人心风俗有以酿成之;人心风俗之坏,由于教化之不行;教化之不行,由于学术之不讲。凤郡民俗,夙称敦朴,今则学校久废,诗书之道不闻,人知趋利而不知向义,较之往昔,其风亦稍漓矣。果能取夫子之书读之,而身体力行,观摩而善焉;其君子知励存养之修,宏胞与之量,循其性而无违;其小人亦知笃尊高年、慈孤弱之义,尽其职而无愧;皋皋熙熙,祸乱其庶几息乎!第古学校之制未能遽复,而今之从事学校者,又往往以操觚吮墨、媒爵秩而贸冠裳为毕乃事也,是岂张子著书卫道垂教后世与余所以期望郡人士之本心哉!”爰书之以告读夫子之书者。
时在同治九年,岁次庚午仲秋之吉,赐进士出身知凤翔府事后学李慎谨序。
○叶适因范育序正蒙遂总述讲学大指
道始于尧,“钦明文思安安,允恭克让”,
易传虽有包牺、神农、黄帝在尧之前,而书不载,称“若稽古帝尧”而已。“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,敬授人时”。
吕刑“乃命重黎,绝地天通,罔有降格”,左氏载尤详。尧敬天至矣,历而象之,使人事与天行不差;若夫以术下神而欲穷天道之所难知,则不许也。次舜,“睿哲文明,温恭允塞”,“在玑玉衡以齐七政”。
舜之知天,不过以器求之,日月五星齐,则天道合矣。其微言曰: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,惟精惟一,允执厥中。”
人心至可见,执中至易知,至易行,不言性命。子思赞舜,始有大知、执两端、用中之论,孟子尤多,皆推称所及,非本文也。次禹,“后克艰厥后,臣克艰厥臣”,“惠迪吉,从逆凶,惟影响”。
洪范者,武王问以天,箕子亦对以天,故曰“不畀鲧洪范九畴”,“乃锡禹洪范九畴”,明水有逆顺也;孔子因箕子周公之言,故曰“凤鸟不至,河不出图”,欢治有兴废也。前世以为龙马负图自天而降,洛书九畴亦自然之文,其说怪诬,甚至有先天后天之说,今不取。次皋陶,训人德以补天德,观天道以开人治。能教天下之多材,自皋陶始。
禹以才难得、人难知为忧,皋陶言“亦行有九德,亦言其人有德”,卿大夫诸侯皆有可任,翕受敷施,九德咸事,以人代天,典礼赏罚,本诸天意,禹相与共行之,夏、商、周一遵之。次汤,“惟皇上帝,降衷于下民,若有恒性,克绥克猷惟后”。其言性盖如此。次伊尹,言“德惟一”,又曰“终始惟一”又曰“善无常主,协于克一”。汤自言“聿求元圣,与之戮力,以与尔有众请命”,伊尹自言“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,克享天心,受天明命”,故以伊尹次之。鸣呼!尧、舜、禹、皋陶、汤、伊尹,于道德性命天人之交,君臣民庶均有之矣。次文王,“肆戎疾不殄,烈假不遐。不闻亦式,不谏亦入”。“雍雍在宫,肃肃在庙,不显亦临,无射亦保”。“无然畔援,无然歆羡,诞先登于岸”。“不大声以色,不长夏以革,不识不知,顺帝之则”。文王备道尽理如此。岂特文王为然哉?固所以成天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