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,士卒无生之气,此所以破燕也;及其攻狄也,黄金横带,而骋乎淄渑之间,有生之乐,无死之心,鲁仲连策其必不胜,兵事之宜惨戚,不宜欢欣,亦明矣。
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,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,则布局立意,常有熟径可寻,而腔调亦左右逢源。凡读文太多,而实无心得者,必不能文者也。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,有纯熟之将领,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。
此时自治毫无把握,遽求成效,则气浮而乏,内心不可不察。进兵须由自己作主,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。非特进兵为然,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牵制。应战时,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;不应战时,虽他营催促,我亦且持重不进。若彼此皆牵率出队,视用兵为应酬之文,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。
卷十一久战
久战之道,最忌势穷力竭四字。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,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。贼以坚忍死拒,我亦当以坚忍胜之。惟有休养士气,观衅而动,不必过求速效,徒伤精锐,迨瓜熟蒂落,自可应手奏功也。
凡与贼相持日久,最戒浪战。兵勇以浪战而玩,玩则疲;贼匪以浪战而猾,猾则巧。以我之疲战贼之巧,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。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:“宁可数月不开一仗,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。”
夫战,勇气也,再而衰,三而竭,国藩于此数语,常常体念。大约用兵无他巧妙,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。孙仲谋之攻合肥,受创于张辽;诸葛武侯之攻陈仓,受创于郝昭,皆初气过锐,渐就衰竭之故。惟荀之拔逼阳,气已竭而复振;陆抗之拔西陵,预料城之不能遽下,而蓄养锐气,先备外援,以待内之自毙。此善于用气者也。
卷十二廪实
勤俭自持,习劳习苦,可以处乐,可以处约,此君子也。余服官二十年,不敢稍染官宦气习,饮食起居,尚守寒素家风,极俭也可,略丰也可,太丰则不敢也。凡仕宦之家,由俭入奢易,由奢返俭难,尔年尚幼,切不可贪爱奢华,不可惯习懒惰。无论大家小家、士农工商,勤苦俭约,未有不兴,骄奢倦怠,未有不败。
大抵军政吏治,非财用充足,竟无从下手处。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,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,以不言有无,不言多寡为高。实则补救时艰,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。叶水心尝谓,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,良为通论。
夷务本难措置,然根本不外孔子忠、信、笃、敬四字。笃者,厚也。敬者,慎也。信,只不说假话耳。然却极难。吾辈当从此字下手,今日说定之话,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。如必推敝处主持,亦不敢辞。祸福置之度外,但以不知夷情为大虑。沪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软媚者,请邀之来皖一行。
以正理言之,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。以阴机言之,即句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,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,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,从无受侮之事。孔子曰能治其国家,谁敢侮之。我苟整齐严肃,百度修明,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。既不被欺凌,则处处谦逊,自无后患。柔远之道在是,自强之道亦在是。
第就各省海口论之,则外洋之通商,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。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,行销于中华。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,行销于口岸。通商始于广东,由闽、浙而江苏、而山东,以达于天津。盐务亦起于广东,由闽、浙而江苏、而山东,以达于天津;吾以“耕战”二字为国,泰西诸洋以“商战”二字为国,用兵之时,则重敛众商之费;无事之时,则曲顺众商之情。众商之所请,其国主无不应允。其公使代请于中国,必允而后已。众商请开三子口,不特便于洋商,并取其便于华商者。中外贸易,有无交通,购买外洋器物,尤属名正言顺。
卷十三峻法
世风既薄,人人各挟不靖之志,平居造作谣言,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,稍待之以宽仁,愈嚣然自肆,白昼劫掠都市,视官长蔑如也。不治以严刑峻法,则鼠子纷起,将来无复措手之处。是以壹意残忍,冀回颓风于万一。书生岂解好杀,要以时势所迫,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。牧马者,去其害马者而已;牧羊者,去其扰群者而已。牧民之道,何独不然。
医者之治瘠痈,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。今日之劣弁羸兵,盖亦当之为简汰,以剜其腐者,痛加训练,以生其新者。不循此二道,则武备之弛,殆不知所底止。立法不难,行法为难。凡立一法,总须实实行之,且常常行之。
以精微之意,行吾威厉之事,期于死者无怨,生者知警,而后寸心乃安。待之之法,有应宽者二,有应严者二。应宽者:一则银钱慷慨大方,绝不计较,当充裕时,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,当穷窘时,则解囊分润,自甘困苦;一则不与争功,遇有胜仗,以全功归之,遇有保案,以优奖笼之。应严者:一则礼文疏淡,往还宜稀,书牍宜简,话不可多,情不可密;一则剖明是非,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,而适在吾辈辖境,及来诉告者,必当剖决曲直,毫不假借,请其严加惩治。应宽者,利也,名也;应严者,礼也,义也。四者兼全,而手下又有强兵,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。
卷十四外王
逆夷据地求和,深堪发指。卧之侧,岂容他人鼾睡!时事如此,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