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。要之，《书序》与《古文》同出，《古文》为刘歆之伪，则《书序》亦为歆伪无疑。汉博士皆祖伏生，而皆以二十八篇为备，知师师相传，说本如此。不然，歆方以亲近逞权，诸博士纵持门户，岂敢以虚辞相胜邪！
第二，辨今文尚书无序。
《书》无百篇，既有确证，《书序》之伪，自不足攻。唯近人于刘歆之学推尊不已，并以《书序》傅之伏生。陈氏寿祺着《今文尚书有序说》，见《左海经辨》欲申其「伏《书》二十九篇，序当其一」之说。立为十七证，繁称博引，强辞夺理，上诬先师，下诳学者，则不可以不辨。考武帝末《泰誓》既出，博士读说，即列于学官。既列学官，则必附入欧阳《书》方能传教，断无别本孤行之理。不然，则《汉志》诸书着录，必另列《太誓》三篇矣。武帝时止欧阳《书》立学，故必先附入欧阳《书》。
迨夏侯《书》继立，亦必附入夏侯《书》。盖三家同为博士，一则附入，一不附入，断无此理。且果尔，则三家经文多寡不同，诸书必有言之者矣果如陈氏「伏生《书》并序为二十九篇」之说，则既增《太誓》，当为三十篇，何《汉志》载大、小夏侯《经》及《章句》《解故》皆仍二十九卷乎？欧阳《经》及《章句》卷数误讹，陈氏亦据为说，辨见下据此，则陈氏之说不攻而自破。唯近人主今文有《序》者甚多，以陈氏之说最为强辨，今但录陈说辞而辟之，余子不必攻矣。
刘歆、班固、荀悦《汉纪》、袁宏《后汉纪》，并言孔子宅所得《古文尚书》多十六篇，百篇之《序》同出于孔壁，倘亦伏《书》所无，诸家言古文「得多」者，何得不一及之也？孔壁「得多」之说，虽出于刘歆，然所论者乃经文，何为并《序》数之乎？歆所讥「以《尚书》为备」者，当时学者党同妒真之辞，彼非果不知《尚书》有百篇也。伏生故为秦博士，《论衡正说篇》云「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。」此非未尝肄业及之者。
《尚书大传》篇目尚有《九共》《帝告》《嘉禾》《臩命》《揜诰》诸逸《书》之名，为今学者即未见《书序》，宁皆不读《大传》，竟不知二十八篇之非全书邪？
伏生藏《书》之说为伪窜，辨已见前。王充时百篇之说已行，充见《史记》有藏书之说，因即以为百篇耳。《尚书大传》二十八篇外篇目与《书序》合者，虽有《九共》《帝告》《说命》《太誓》《嘉禾》《臩命》六篇，然又有《大战》《揜诰》《多政》三篇出《书序》外者，知《大传》此类不能引为《书序》之证。博士非不读《大传》，而「以二十八篇为备」，则《大传》此等师说不以为孔子《书》又明矣。又武帝止立施、孟《易》、欧阳《书》、公羊《春秋》博士，宣帝复增立梁丘《易》、大小夏侯《书》、谷梁《春秋》，诸儒未有排之者。
至刘歆欲立《古文》，不独博士排之，龚胜、师丹、名臣大儒亦排之，以至新莽之世，公孙禄亦以「颠倒五经」罪之。知西汉博士本不持门户之见，而刘歆《古文》之伪，确有以招人口实者矣。陈氏犹拾刘歆唾余，抑何愚而可笑也！
《艺文志尚书家》「《欧阳经》三十二卷。」按伏生《经》文二十八篇，增《太誓》三篇，止三十一卷，其一卷必百篇之《序》也。西汉经师不为《序》作训故，欧阳《章句》仍止三十一卷矣。或曰：夏侯《经》二十九卷，《章句》亦二十九卷，欧阳何以不然？曰：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。以《班志》核之，「六艺家」传训多寡，往往不与经符。如《诗经》有《序》，于《尚书》最为近。乃鲁、齐、韩《诗》皆二十八卷，唯《鲁说》、齐孙氏《传》卷与经合，而《鲁故》《齐孙氏故》《齐后氏故》、后氏《传》《韩故》《韩内传》《韩说》，卷皆与经异。
《毛诗》二十九卷，而《毛诗故训传》，卷亦与经异。《齐诗》有《序》无《序》，无以明之；鲁、韩、毛之《诗》皆有《序》，而《传训》卷数参差若是，于欧阳、夏侯之《书》乎何疑？今文有《序》，其证一矣。
《汉志》卷数误文、脱文最多，颜师古已言之。其《欧阳经》三十二卷、《章句》三十一卷之数，并难引据。若谓二十八篇增《泰誓》三篇，故三十一，考今文《书》凡一篇分为数篇者，亦止以一篇计之。故汉石经《般庚》有三，据中篇末「建乃家」下，下篇首「般」字上空一格知之而自来数今文卷数者亦止以为一篇。然则《泰誓》三篇增入今文之《书》，亦当以一篇计之，岂有仍为三篇作三十一卷之理？
若谓《泰誓》旧本三篇，不能并为一以失其旧，然如《般庚》之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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