土。武王无富天下之心,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孙,所以异乎后世之篡弑其君者,于此可见矣。乃武庚既畔,乃命微子启代殷,而必于宋焉,谓大火之祀,商人是因,弗迁其地也。是以知古圣王之征诛也,取天下而不取其国,诛其君,吊其民,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。武王岂不知商之臣民,其不愿为周者,皆故都之人,公族、世家之所萃,流风善政之所存,一有不靖,易为摇动,而必以卦其遗胤。盖不以畔逆疑其子孙,而明告万世以取天下者,无灭国之义也。故宋公朝周,则曰“臣”也;周人待之,则曰“客”也。自天下言之,则侯服于周也;自其国人言之,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,无变于其初也。平王以下;去微子之世远矣,而曰“孝惠取于商”,曰“天之弃商久矣”,曰“利以伐姜,不利子商”,吾是以知宋之得为商也。盖自武庚诛而宋复卦,于是商人晓然知武王、周公之心,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,无复有恐怼不平之意。与后世之人主一战取人之国,而毁其宗庙,迁其重器者异矣。
或曰:迁殷顽民于雒邑何与?曰:以“顽民”为商俗靡之民者,先儒解误也。盖古先王之用兵也,不杀而待人也仁。东征之役,其诛者事主一人,武庚而已;谋主一人,管叔而巳。下此而囚,下此而降,下此而迁。而所谓顽民者,皆畔逆之徒也。无连坐并诛之法,而又不何以复置之殷都,是不得不迁而又原其心。不忍弃之四裔,故于雒邑;又不忍斥言其畔,故止曰“殷顽民”。其与乎畔而迁者,大抵皆商之世臣大族;而其不与乎畔而留于殷者,如祝佗所谓“分康叔以殷民七族:陶氏、施氏、繁氏、氏、樊氏、饥氏、终葵氏”是也,非尽一国而迁之也。或曰:何以知其为畔党也?曰:以召公之言仇民知之,不畔何以言仇?非敌百姓也,古圣王无与一国为仇者也。
上古以来,无杀君之事。汤之于桀也,放之而已。使纣不自焚,武王未必不以汤之所以桀者待纣;纣而自焚也,此武王之不幸也。当时八百诸侯,虽并有除残之志,然一闻其君之见杀,则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骇,而不能无归过于武王,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。及其反商之政,封殷之后人,而无利于其土地焉,天下于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巳也,然后乃安于纣之亡,而不以为周师之过,故《箕子之歌》怨狡童,而已无余恨焉。非伯夷亲而箕子疏,又非武王始暴而终仁也,其时异也。
《多士》之书:“惟三月,周公初于新邑洛,用告商王士。曰:”非我小国,敢弋殷命。‘“亡国之民而号之”商王士“,新朝之主而自称”我小国“,以天下为公,而不没其旧日之名分,殷人以此中心悦而诚服。”卜世三十,卜年七百“,其始基之矣。
○泰誓商之德泽深矣。尺地莫非其有也,一民莫非其臣也。武王伐纣,乃曰:“独夫受,洪惟作威,乃汝世仇。”曰:“肆予小子,诞以尔众士,殄歼乃仇。”可至于此?纣之不善,亦止其身,乃至并其先世而仇之,岂非《泰誓》之文出于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?
“朕梦协朕卜,袭于休祥,戎商必克。”伐君大事,而托之乎梦,其谁信之?殆即《吕氏春秋》载夷齐之言,谓武王扬梦以说众者也。
《孟子》引《书》:“王曰:”无畏,宁尔也,非敌百姓也。若崩厥角稽首。‘“今改之曰:”罔或无畏,宁执非敌,百姓懔懔,若崩厥角。“后儒虽曲为之说,而不可通矣。
○百姓有过在予一人“百姓有过,在予一人。”凡百姓之不有康食,不虞天性,不迪率典,皆我一人之责,今我当顺民心,以诛无道也。蔡氏谓民皆有责于我,似为纡曲。○王朝步自周《武成》:“王朝步自周,于征伐商。”《召诰》:“王朝步自周,则至于丰。”《毕命》:“王朝步自宗周,至于丰。”不敢乘车而步出国门,敬之至也。后之人君骄恣惰佚,于是有辇而行国中,坐而见群臣,非先王之制矣。
《吕氏春秋》:“出则以舆,入则以辇,务以自佚,命之曰招蹶之机。”宋吕大防言:“前代人主在宫禁之中亦乘舆辇,祖宗皆步自内庭,出御前殿,此勤身之法也。”
《太祖实录》:“吴元年,上以诸子年长,宜习勤劳,使不骄惰,命内侍制麻屦行滕。每出城稍远,则马行其二,步趋其一。”至崇祯帝,亦尝就祷南郊。鸣呼!皇祖之训远矣。
○大王王季《中庸》言:“武王末受命,周公成文、武之德,追王大王、王季。”《大传》言:“武王于牧之野,既事而退,遂率天下诸侯,执豆笾,骏奔走,追王大王父、王季历、文王昌。”二说不同。今按《武成》言:“丁未,祀于周庙。”而其告广东省邦冢君,称“大王、王季”。《金》之册祝曰:“若尔三王。”是武王之时已追王大王、王季,而《中庸》之言未为得也;《绵》之诗上称“古公父”,下称“文王”,是古公未上尊号之先,文已称王,而《大传》之言未为得也。仁山金氏曰:“武王举兵之日,已称王矣。故类于上帝,行天子之礼,而称‘有道曾孙周王发’,必非史臣追书之辞。后之儒者,乃嫌圣人之事而文之,非也。然文王之王与大王、王季之王自不同时,而追王大王、王季必不在周公践阼之后。”
○彝伦“彝伦”者,天地人之常道,如下所谓五行、五事、八政、五纪、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