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考事而立言。往圣讨论，亦已勤矣。上自高祖，下至玄孙，以及其身，谓之九族。由近而及远，称情而立文，差其轻重，遂为五服。虽则或以义降，或以名加，教有所从，理不逾等，百王不易，三代可知。若以匹敌言之，外祖则祖也，舅则伯叔父之列也。父虽之恩不殊，而独杀于外氏者，所以尊祖祢而异于禽兽也。且家无二尊，丧无二斩。持重于大宗者，降其小宗；为人后者，减其父母之服；女子出嫁，杀其本家之丧。盖所存者远，所抑者私也。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，堂舅及姨列于服纪之内，则中外之制相去几何？
废礼徇情，所务者末。且五服有上杀之义，必循原本，方及条流。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，从父昆弟亦大功九月，并以上出于祖，其服不得过于祖也。从祖祖父母、从祖父母、从祖昆弟皆小功五月，以出于曾祖，服不得过于曾祖也。族祖祖父母、族祖父母、族祖昆弟皆缌麻三月，以出于高祖，服不得过于高祖也。堂舅姨既出于外曾祖，若为之制服，则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。外祖加至大功九月，则外曾祖父母合至小功，外高祖合至缌麻。
若举此而舍彼，事则不均；弃亲而录疏，理则不顺。推而广之，则与本族无异矣。且服皆有报，则堂外甥，外曾孙侄女这子皆须制服矣。圣人岂薄其骨内，背其恩爱？盖本于公者薄于私，存其大者略其细。义有所断，不得不然。苟可加也，亦可减也。往圣可得而非，则《礼经》可得而隳矣。先王之制，谓之彝伦，奉以周旋，犹恐失坠，一紊其叙，庸可止乎！“礼部员外郎杨仲昌议曰：”按《仪礼》为舅缌，郑文贞公、魏徵议同从母，例加至小功五月。虽文贞贤也，而周、孔圣也；
以贤改圣，后学何从？今之所请，正同徵论。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，岂不加报于外孙乎，外孙为报服大功，则本宗庶孙又用何等服邪？窃恐内外乖序，亲疏夺伦，情之所沿，何所不至。昔子路有姊之丧而不除，孔子曰：“先王制礼，行道之人皆不忍。’子路除之，此则圣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。《记》不云乎：”毋轻议礼。‘“时玄宗手敕再三，竟加舅服为小功，舅母缌麻，堂姨堂舅袒免。宣宗舅郑光卒，诏罢朝三日。御史大夫李景让上言：”人情于外族则深，于宗宙则薄。
所以先王制礼，割爱厚亲。士庶犹然，况于万乘亲王公主宗属也。舅氏，外族也。今郑光辍朝日数与亲王、公主同，非所以别亲疏，防僭越也。’优诏报之，乃罢两日。“夫由韦述、杨仲昌之言，可以探本而尊经；由崔沔、李景让之言，可以察微而防乱。岂非能言之士深识先王之礼，而亦目见武、韦之祸，思永监于将来者哉。宗庙之制，始变于汉明帝；服纪之制，始变于唐太宗。皆率一时之情，而更三代之礼，后世不学之主踵而行之。
○唐人增改服制唐人所议服制，似欲过于圣人。嫂叔无服，太宗令服小功；曾祖父母旧服三月，增为五月；嫡子妇大功，增为期；众子妇小功，增为大功；舅服缌，增为小功；父在为母服期，高宗增为三年；妇为夫之姨舅无服，玄宗令从夫服；又增舅母缌麻，堂姨舅袒免。而宏文馆直学士王元感，遂欲增三年之丧为三十六月。皆务饰其文，欲厚于圣王之制，而人心弥浇，风化弥薄。不探其本而妄为之增益，亦未见其名之有过于三王也。是故知庙有二主之非，则叔孙通之以益广宗庙为大孝者绌矣；
知亲亲之杀，礼所由生，则太宗、魏徵所加嫂叔诸亲之服者绌矣。《唐书。礼乐志》言：“礼之失也，在于学者好为曲说，而人君一切临时申其私意，以增多为尽礼，而不知烦数之为黩也。”子曰：“道之不明也，贤者过之。”夫贤者率情之偏犹为悖礼，而况欲以私意求过乎三者哉。
宋熙宁五年，中书门下议不祧僖祖。秘阁校理王介上议曰：“夫物有无穷，而礼有有限，以有限制无穷，此礼之所以起，而天子所以七庙也。今夫自考而上何也？必曰祖；自祖而上何也？必曰曾祖；自曾祖而上何也？必曰高祖；自高祖而上又何也？必曰不可及见，则闻而知之者矣。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，祖之上又有祖，则固有无穷之祖矣。圣人制为之限，此天子七庙，所以自考庙而上至显祖之外而必祧也。自显祖之外而祧，亦犹九族至高祖而止也。皆以礼为之界也，五世而斩故也。
丧之三年也，报罔极之恩也；以罔极不恩为不足报，则固有无穷之报乎？何以异于是，故丧之罔极而三年也，族之久远而九也，庙之无穷而七也，皆先王之制，弗敢过焉者也。”《记》曰：“品节斯，斯之谓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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