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易》未看六十四卦,便读《系辞》,此皆躐等之病。”又曰:“圣贤立言本身平易,今推之使高,凿之使深。”
黄氏《日钞》曰:“夫子述《六经》,后来者溺于训诂,未害也。濂洛言通学,后来者借以谈禅,则其害深矣。”
孔门弟子不过四科,自宋以下之为学者则有五科,曰“语录科”。
刘、石孔华,本于清谈之流祸,人人知之,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。昔之清谈谈老、庄,今之清谈谈孔、孟,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,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。不习六艺之文,不考百王之典,不综当代之务,举夫子论学、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,而曰“一贯”,曰“无言”,以明心见性之空言,代修己治人之实学。股肱惰而万事荒,爪牙亡而四国乱,神州荡覆,宗社丘墟。昔王衍妙善玄言,自比子贡,及为石勒所杀,将死,顾而言曰:“呜呼,吾曹虽不如古人,向若不祖尚浮虚,戮力以匡天下,犹可不至今日。”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?
○变齐变鲁变鲁而至于道者,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。变齐而至于鲁者,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。
○博学于文君子博学于文,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,制之为度数,发之为音容,莫非文也。“品节斯,斯之谓礼。”孔子曰:“伯母、叔母疏衰,踊不绝地;姑姊妹之大功,踊绝于地,知此者,由文矣哉!由文矣哉!《记》曰:”三年之丧,人道之至文者也。“又曰:”礼减而进,以进为文;乐盈而反,以反为文。“《传》曰:”文明以止,人文也。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“故曰:”文王既没,文不在兹乎!“而《谥法》:”经纬天地曰文。“与弟子之学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之文,有深浅之不同矣。
○三以天下让《皇矣》之诗曰:“帝作邦作对,自太伯王季。”则泰伯之时,周日以强大矣。乃托之采药,往而不反。当其时,以国让也;而当其时,让王季也;而自后日言之,则让于文王、武王也。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后而让之者;在三世之前,宗祧不记其功,彝鼎不铭其迹,此所谓三以天下让,民无得而称焉者也。《路史》曰:“方太王时,以与王季,而王季以与文王,文王以与武王,皆泰伯启之也,故曰三让。”
泰伯去而王季立,王季立而文、武兴,虽谓以天下让可矣。太史公序《吴世家》云:“太伯避历,江蛮是适。文武攸兴,古公王迹。”甚当。
高泰伯之让国者,不妨王季,《诗》之言“因心则友”是也。述文王之事君者,不害武王,《诗》之言“上帝临女”是也。古人之能言如此。今将称泰伯之德,而行色奔、操之志加诸太王,岂夫子立言之意哉。朱子作《论语或问》,不取翦商之说,而蔡钟默传《书。武成》曰:“太王虽未始有翦商之志,而始得民心,王业之成实基于此。”仲默,朱子之门人,可谓善于匡朱子之失者矣。《或问》曰:“太王有废长立少之意,非礼也。泰伯又控其邪志而成之,至于父死不赴,伤毁发肤,皆非贤者之事。就使必于让国而为之,则亦过而不合于中庸之德矣。其为至德何邪?曰:太王之欲立贤子圣孙,为其道足以济天下,而非有爱憎之间,利欲之私也。是以泰伯去之,而不为狷;王秀受之,而不为贪;父死不赴,伤毁发肤,而不为不孝。盖处君臣、父子之变,而不失乎中庸,此所以为至德也,其与鲁隐公、吴季子之事盖不同矣。”
○有妇人焉“予有乱臣十人,同心同德。”此陈师誓众之言,所谓十人,皆身在戎行者。而太姒、邑姜自在宫壶之内,必不从军旅之事,亦必不以後《山东并数之以足十臣之数也古人有言曰:“牝鸡无晨,牝鸡之晨,惟家之索。”方且以用妇人为纣罪矣,乃周之功业必藉于妇人乎?此理之不可通,或文字传写之误,阙疑可也。○季路问事鬼神“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?”左右就养无方,故其祭也,洋洋乎如在其上,如在其左右。“未知生,焉知死?”人之生也直,故其死也,无求生以害仁,有杀身以成仁。
“天地有正气,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,上则为日星。”可以谓之知生矣。“孔曰成仁,孟曰取义,而今而后,庶几无愧!”可以谓之知死矣。
○不践迹服尧之服,诵尧之言,行尧之行,所谓践迹也。先王之教,若《说命》所谓“学于古训”,《康诰》所谓“绍闻衣德言”,以至于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之文,三百三千之则,有一非践迹者乎?善人者,忠信而未学礼,笃实而未日新,虽其天资之美,亦能暗与道合;而足己不学,无自以入圣人之室矣。治天下者迹然。故曰: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”不然,则以汉文之几致刑措,而不能成三代之治矣。
○异乎三子者之撰夫子“如或知尔”之言,“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”也;曾点浴沂咏归之言,“素贫贱行乎贫贱,君子无入而不自得”也。故曰:“异乎三子者之撰”。○去兵去食“乃积乃仓,乃裹侯粮,于橐于囊。”国所以足食,而不待豳土之行也。“备乃弓矢,锻乃戈矛,砺乃锋刃,无敢不善。”国所以足兵,而不淮夷之役也。苟其事变之来而有所不及备,则Θ白梃可以为兵,而不可阙食以修兵矣。糠核草根可以为食,而不可弃信以求食矣。古之人有至于张空,罗雀鼠,而民无贰志者,非上之信有以结其心乎?此又权于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