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子儒但高枕而臣，语缑直云‘平配’。由是补授失序，传为口实。”嗟乎，未若今日之以缑直为当官，以平配为著令也。
胥史之权所以日重而不可拔者，任法之弊使之然也，开诚布公，以任大臣；疏节阔目，以理庶事，则文法省而径窦清，人材庸而狐鼠退矣。
○吏胥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，百官也。故曰“臣作朕股肱耳目”，又曰“天工人其代之”。今夺百官之权而一切归之吏胥，是所谓百官者虚名，而柄国者吏胥而巳。郭隗之告燕昭王曰：“亡国与役处，吁，其可惧乎！”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，此固已事之明验也。
唐郑余庆为相，有主书滑涣，久司中书簿籍，与内官典枢密刘光琦相倚为奸，每宰相议事，与光琦异同者，令涣往请，必得。四方书币赀货充集其门，弟泳官至刺史。及余庆再入中书，与同僚集议，涣指陈是非，余庆怒叱之，未几，罢为太子宾客。其年八月，涣赃污发赐死。宪宗闻余庆叱涣事，甚重之。久之，复拜尚书左仆射。韦处厚为相，有汤铢者为中书小胥，其所掌谓之孔目房。宰相遇休假，有内状出，即召铢至延英门付之，送知印宰相。由是稍以机权自张，广纳财贿。
处厚恶之，谓曰：“此是半装滑涣矣。”乃以事逐之。夫身为大臣，而有甘临之忧，系Т之疾，则今之君子有愧于唐贤多矣。
谢肇氵制曰：“从来仁宦法罔之密，无如今日者，上自宰辅，下至驿递仓巡，莫不以虚文相酬应。而京官犹可，外吏则愈甚矣。大抵官不留意政事，一切付之胥曹；而胥曹之所奉行者，不过已往之旧牍，历年之成规，不敢分毫逾越。而上之人既以是责下，则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虚文应之；一有不应，则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绳以法矣。故郡县之吏宵旦竭蹶，惟日不足，而吏治卒以不振者，职此之由也。”
又曰：“国朝立法太严，如户部官不许苏松、浙江人为之，以其地多赋税，恐飞诡为奸也。然弊孔蠹窦皆由吏胥，堂司官迁转不常，何知之有？今户部十三司胥算，皆绍兴人，可谓目察秋毫，而不见其睫者矣。”
○法制法制禁令，王者之所不废，而非所以为治也。其本在正人心，厚风俗而已。故曰：“居敬而行简，以临其民。”周公作《立政》之书曰：“文王罔攸，兼于庶言，庶狱、庶慎。”又曰：“庶狱、庶慎，文王罔敢知于兹。”其丁宁后人之意可谓至矣。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，无大小皆决于上，上至于衡石量书，日夜有呈，不中呈不得休息，而秦遂以亡。太史公曰：“昔天下之网尝密矣，然奸伪萌起，其极也，上下相遁，至于不振。然则法禁之多，乃所以为趣亡之具，而愚ウ之君犹以为未至也。
杜子美诗曰：”舜举十六相，身尊道何高。秦时任商鞅，法令如牛毛。“又曰：”君看灯烛张，转使飞蛾密。“其切中近朝之事乎？汉文帝诏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，令各率其意，以道民焉。夫三老之卑，而使之得率其意，此文、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，黎民醇厚，而上拟于成、康之盛也。
诸葛孔明开诚心，布公道，而上下之交，人无间言，以蕞尔之蜀，犹得小康。魏操、吴权任法术，以御其臣，而篡逆相仍，略无宁岁。天下之事，固非法之所能防也。
叔向与子产书曰：“国将亡，必多制。”夫法制繁，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市，而虽有贤者，不能自用，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。善乎，杜元凯之解《左氏》也，曰：“法行则人从法，法败则法从人。”
前人立法之初，不能详究事势，豫为变通之地。后人承其已弊，拘于旧章，不能更革，而复立一法以救之，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，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，其究也毛而不行，上下相蒙，以为无失祖制而已。此莫甚于有明之世，如勾军、行钞二事，立法以救法而终不善者也。
宋叶适言：“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，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，一兵之籍，一财之源，一地之守，皆人主自为之也。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，遂废人而用法，废官而用吏，禁防纤悉，特与古异，而威柄最为不分，虽然，岂有是哉。故人才衰乏，外削中弱，以天下之大而畏人，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。”又曰：“今内外上下，一事之小，一罪之微，皆先有法以待之。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，忽得一智，自以为甚奇，而法固已备之矣，是法之密也。
然而人之才不获尽，有之志不获伸，昏然俯首，一听于法度，而事功日堕，风俗日坏，贫民愈无告，奸人愈得志，此上下之所同患，而臣不敢诬也。”又曰：“万里之远，颦呻动息，上皆知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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