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。故自一命以上，皆欲用天下之所贤者，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。窃怪人主之立法，浑为不肖者之地，而消靡其贤才，以俱入于不肖而已。而其官最要，其害最甚者，铨选也。吏部者，朝廷喉舌之处也。尚书、侍郎者，天子贵近之臣也。处之以其地，任之以其官，与之以甄别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，而乃立法以付之，曰：吾一毫不信汝也，汝一毫不自信也。其人之贤否，其事之罪功，其地之远近，其资之先后，其禄之厚薄，其阙之多少，则曰是一切有法矣。
天下法度之至详，曲折诘难之至多，士大夫不能一举措手足者，顾无甚于铨选之法也。呜呼，与人以官，赋人以禄，生民之命，致治之本由此而出矣。奈何举天下之大柄，而自束缚蔽蒙之，乃为天下大弊之源乎？虽然是几百年于是矣。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，学士大夫勤身苦力，诵说孔孟，传道先王，未尝不知所谓治道者，非若今日之法度也。及其一旦之为是官，噤舌拱手，四顾吏胥，以问其所当知之法令，吏胥上下其手以视之，其人亦抗然自辨曰：吾有司也，固当守此法而已。
嗟夫，岂其人这本若是陋哉。陛下有是名器，为鼓舞群动之具，与夺进退，以叙天下，何忍袭数百年之弊端，汨没于区区坏烂之法，以消靡天下之人才，而甘心以便其不肖？如此则治道安从出，而治功安从见哉！况自唐中世以前，吏部用人之意犹有可考，今之所循者春衰乱之余弊耳。百王之常道不容于陛下而不复也。”
杨万里作《选法论》，其上篇曰：“臣闻选法之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。信吏而不信官，故吏部之权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，适足以为吏取富之源，而不足以为朝廷为官择人之具。所谓尚书、侍郎二官者，据案执笔，闭目以为纸尾而已。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，而受赇者必不赦，朝廷之意岂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？非朝廷之意也，法也。意则信官也，法则未尝信官也，朝廷亦不自信也。天子不自信，则法之可否孰决之？决之吏而已矣。夫朝廷之立法，本以防吏之为奸，而其用法也，则取于吏而为决，则是吏之言胜于法，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。
其言至于胜法，而其权至重于朝廷，则吏部长、贰安得而不吏之奉哉！长、贰非曰奉吏也，曰吾奉法也。然而法不决之于官，而决于吏，非奉吏而何？夫是之谓信吏而不信官。今有一事于此，法曰如是可，如是而不可。士大夫这有求于吏部，有持牒而请曰：”我应夫法之所可行。‘而吏部之长、贰亦曰：“可。’宜其为可无疑也。退而吏出寸纸以告之曰：”不可。‘既曰不可矣，宜其为不可无改也，未几而又出寸纸以告之，曰：“可。’且夫可不可者，有一定之法；
而用可不可之法者，无一定之论，何为其然也？吏也。士大夫之始至也，恃法之所可，亦恃吏部长、贰之贤，而不谒之吏，故与长贰面可之，退而问之吏，吏曰：”法不可也。‘长、贰无以诘，则亦曰然。士大夫于是不决之法，不请之长贰，而以市于吏。吏曰可也，而勿亟也。伺长、贰之遗忘而画取其诺，夺而今与，朝然而夕不然，长、贰不知也，朝廷不诃也。吏部之权不归之吏而谁归！夫其所以至此，其始也有端，其积也有渐，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动摇矣。
然则曷为端？其病在于忽大体，谨小法而已矣。吏者从其所谨者而中之，并与其所忽者而窃之，此其为不可破也。且朝廷何不思之曰：吾之铨选，果止小谨小法而已，则一吏执笔而有余也，又焉用择天下之贤者以为尚书、侍郎也哉？则吾之所以任尚书、侍郎者，殆不止于谨小法而已。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责大体，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，初无系于大体之利害，则吏部长、贰得以出意而自决之，要以不失夫铨选之大体，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。责大体而略小法，则不决于吏，而吏之权渐轻，吏权渐轻然后长、贰之贤者得以有为，而选法可以渐革也。
“其下篇曰：”臣闻吏部这权不异于宰相，亦不异于一吏。夫宰相相之与一吏，不待智者而知其悬绝也。既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，又曰亦不异于一吏者何也？今夫进退朝廷之百官，贤者得以用，而不肖者得以黜，此宰相之权也。注拟州县之百官，下至于薄尉，而上至于守贰，此吏部之权也。朝廷之百官自大科异等，与夫进士甲科之首者未有不由于吏部也，未有不由于吏部而官者。今日之薄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，而况今日宰相之所进退者，台阁之所布列者，皆前日之升阶揖侍郎者也。
故曰吏部之权不异于宰相。虽然，吏部之所谓注拟何也？始入官者则得薄尉，自薄尉来者则得令丞。推而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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