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官府省敲扑之烦，郡国有凶荒之备，一举而三善随之矣。
先生钱粮论略曰，古天下之所为富者，菽粟而已。为其交易也，不得已而以钱权之。然自三代以至于唐，所取于民者，粟帛而已。自杨炎两税之法行，始改而征钱，而未有银也。汉志言秦币二等，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，不为币。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。宋仁宗景佑二年，始诏诸路岁收缗钱，福建二广易以银，江东以帛。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，以坑冶多，而海舶利也。至金章宗，始铸银，名之曰承安宝货，公私同见钱用。哀宗正大间，民但以银市易，而不用铸。
至于今日，上下通行，而忘其所自。然而考之元史，岁课之数为银至少。然则国赋之用银，盖不过二三百年间耳。今之言赋，必曰钱粮。夫钱，钱也。粮，粮也。亦乌有所谓银哉？且天地间银不益增，而赋则加倍，此必不供之数也。昔者唐穆宗时，物轻钱重，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，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，而民便之。【原注】旧唐穆宗纪，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，兵部尚书杨于陵，总百寮钱货轻重之议，取天下两税、榷酒、盐利等，悉以布帛，任土所产物充税，并不征见钱。
则物渐重，钱渐轻，农人见免贱卖匹段。请中书门下、御史台诸司官长重议施行。从之。吴徐知诰从宋齐邱言，以为钱非耕桑所得，使民输钱，是教之弃本逐末也，于是诸税悉收谷帛、紬绢。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，且以钱为难得也，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，而况于银乎？若度土地之宜，权岁入之数，酌转般之法，而通融乎其间，凡州县之不通商者，令尽纳本色，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。钱自下而上，则滥恶无所容，而钱价贵，是一举而两利焉。无蠲赋之亏，而有活民之实。
无督责之难，而有完逋之渐。今日之计莫便乎此。夫树谷而征银，是畜羊而求马也。倚银而富国，是倚酒而充饥也。以此自愚，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，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。
又曰，自古以来，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，然不闻有火耗之说。火耗之所由名，其起于征银之代乎？原夫耗之所生，以一州县之赋繁矣，户户而收之，铢铢而纳之，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，是不得不资于火。有火则必有耗，所谓耗者，特百之一二而已。有贱丈夫焉，以为额外之征，不免干于吏议。择人而食，未足厌其贪惏，于是藉火耗之名，为巧取之术。【汝成案】贵州提督杨天纵疏，正杂钱粮，每两明加火耗二钱，实有加至四五钱不等。且市政司衙门，每兑收银百两，加轻平银五两。
若收钱则无羡余，是以不行收纳。盖不知起于何年，而此法相传，代增一代，官重一官，以至于今。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，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。里胥又取其赢十一二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。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，其征收之数，两者，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。铢者，必其穷下户也。虽多取之，不敢言也。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，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。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，正赋耳目之所先也，杂赋其所后也。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，而杂赋之加焉十七八矣。
解之藩司，谓之羡余。贡诸节使，谓之常例。责之以不得不为，护之以不可破，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。愚尝久于山东，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，而诉火耗之为虐者。独德州则不然，问其故，则曰，州之赋二万九千，二为银，八为钱也。钱则无火耗之加，故民力纾于他邑也。非德州之官皆贤，里胥皆善人也，势使之然也。又闻长者言，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，所以然者，钱重而难运，银轻而易赍，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，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。
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贪也，势使之然也。然则银之通，钱之滞。吏之宝，民之贼也！在有明之初，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，犯者准奸恶论。夫用金银，何奸之有？有重为之禁者，盖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。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钱，而制钱则偶一铸造，以助其不足耳。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，市道穷而伪物作，国币夺于上，民力殚于下。使陆贽、白居易、李翱之流而生今日，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。【原注】陆贽上均节财赋六事，其二言，凡国之赋税，必量人之力，任上之宜，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。
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，而人之交易难准，又定泉布之法，以节轻重之宜。敛散弛张，必由于是。盖御财之大柄，为国之利权，守之在官，不以任下。然则谷帛者，人之所为也。钱货者，官之所为也。是以国朝着令，租出谷，庸出绢，调出缯纩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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