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。自宋以后，乃有为人立传者，侵史官之职矣。【杨氏曰】段太尉逸事状，此欲上之史馆，则用行状之例，岂可云传乎。【姚刑部曰】传状类者，虽原于史氏，而义不同。刘先生云，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，史官职之。文士作传，凡为圬者、种树之流而已。其人既稍显，即不当为之传，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。余谓先生之言是也。虽然，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，所纪事犹详。又实录书人臣卒，必撮序平生贤否。国朝实录不纪臣下事，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。
乾隆四十年，定一品官乃赐谥，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。余录古传状之文，并纪兹义，使后之文士得择之。太平御览书目列古人别传数十种，谓之别传，所以别于史家。
志状不可妄作
志状在文章家为史之流，上之史宫，传之后人，为史之本。史以记事，亦以载言。故不读其人一生所著之文，不可以作。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，不悉一朝之大事，不可以作。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，不悉一司之掌故，不可以作。其人生而在监司守令之位者，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，因革利病，不可以作。今之人未通乎此，而妄为人作志。史家又不考而承用之，是以抵牾不合。子曰，盖有不知而作之者。其谓是与？
名臣硕德之子孙，不必皆读父书。读父书者不必能通有司掌故。若夫为人作志者，必一时文苑名士，乃不能详究，而曰，子孙之状云尔，吾则因之。夫大臣家可有不识字之子孙，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，乃欲使籍谈、伯鲁之流为文人任其过，嗟乎，若是则尽天下而文人矣。
作文润笔
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，如胡广、陈寔各三碑，桥玄、杨赐、胡硕各二碑，至于袁满来年十五、胡根年七岁，皆为之作碑。自非利其润笔，不至为此。史传以其名重，隐而不言耳。文人受赇，岂独韩退之谀墓金哉。【原注】李商隐记齐鲁二生曰，刘义持韩退之金数斤去，曰，此谀墓中人所得尔，不若与刘君为寿。愈不能止。今此事载唐书。
王楙野客丛书曰，作文受谢，非起于晋宋。观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，别在长门宫，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，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，相如因为文，以悟主上，皇后复得幸。此风西汉已然。【原注】按陈皇后无复幸之事，此文盖后人拟作，然亦汉人之笔也。
杜甫作八哀诗，李邕一篇曰，干谒满其门，碑版照四裔。丰屋珊瑚钩，麒麟织成罽。紫骝随剑几，义取无虚岁。【原注】邕本传，长于碑颂，人奉金帛请其文，前后所受巨万计。刘禹锡祭韩愈文曰，公鼎侯碑，志隧表阡，一字之价，辇金如山。可谓发露真赃者矣。【原注】侯鲭录，唐王仲舒为郎中，与马逢友善。每责逢云，贫不可堪，何不寻碑志相救？逢笑曰，适见人家走马呼医，立可待也。此虽戏言，当时风俗可见矣。昔扬子云犹不肯受贾人之钱，载之法言，而杜乃谓之义取，则又不若唐寅之直以为利也。
戒庵漫笔言，唐子畏有一巨册，自录所作，文簿面题曰利市。【原注】今市肆帐簿多题此二字。
新唐书韦贯之传言，裴均子持万缣，请撰先铭。答曰，吾宁饿死，岂能为是？今之卖文为活者可以愧矣。司空图传言，隐居中条山，王重荣父子雅重之，数馈遗，弗受。尝为作碑，赠绢数千，图置虞乡，市人得取之，一日尽。既不有其赠，而受之何居，不得已也，是又其次也。【赵氏曰】隋郑译拜爵沛国公，位上柱国。高颎为制戏曰，笔干。答曰，出典方岳，杖策言归，不得一文，何以润笔？此润笔二字所由昉。宋时并着为令甲。沈括笔谈记太宗立润笔钱，数降诏，刻石于金人院。
每朝谢日，移文督之。杨大年作寇莱公拜相麻词，有能断大事，不拘小节。莱公以为正得我胸中事，例外赠百金。曰例外，则有常例可知。周益公玉堂杂记，汤思退草刘婉仪进位贵妃制，高宗赐润笔钱几及万缗，赐砚尤奇。草制尚有恩赐，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。唐时虽未有定制，然韩昌黎撰平淮西碑，宪宗以石本赐韩宏，宏寄绢五百匹。昌黎未敢私受，特奏取旨。又作王用碑，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，亦特奏取旨。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，江西观察使许于泉寄采绢三百匹，亦特奏闻。
穆宗诏萧俛撰成德王士真碑，俛辞曰，王承宗事无可书。又撰进后，例得贶遗，若黾勉受之，则非平生之志。帝从其请。以区区文字，馈遗而辞与受，俱奏请，则已为朝野通行之例矣。又欧公归田录记馆阁譔文例有润笔。及其后也，遂有不依时送而遣人督索者。此又乞文吝馈者之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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