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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可以行于世,此圣人之道所以为无弊也;反此,则弊有不可胜言者矣。
学者问处世之难。予因举濂溪曰:“诚则无事矣,至易而行难;果而确,无难焉”以答之。学者有疑,予因举平生居乡立朝所经验者告之曰:诚无造作谓之无事,实理自然谓之至易,伪害诚谓之行难,决行固守则无不能诚谓之果确无难,然必久而后易,故君子之道,黯然而日章。今世变日下,人多好名嗜利,失其本心,无所不至,吾将奈之何哉!亦惟果确自修、以尽其在己,不怨不尤、以听其自然,如此久之,人情亦(0)将自定,亦自相信,彼之智巧亦自无所施矣,至此,始知诚之为益,伪之无益也。
故曰:“仁者、先难而后获”,此吾平生所尝试者,试思之可知矣。
学者气质难变,皆系于风声气习。我朝立国以来,不知何自变为好名尚气节之习,如当时前辈及吾乡前辈有务此者,其居官居乡,虽在人伦至亲,上下交际,为之已甚,言之可骇,至今历历在人耳目,不可胜数。其风声流传,故至后进之士与吾乡党之士,每以好胜急功利之心,文以立名,尚气节之为,以行其私,虽语之以道德,终身不悟。气质最为难变,何也?盖立名、尚气节者,但知名节为大,而不知圣人之于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、亲戚、故旧、上下、交际,处之皆有其道,故古者忠臣去国,不挈其名;
大夫出疆,必使人先导,使之可仕;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;黜妇不显其恶,使之可嫁;绝友不出恶声,使之可交;小愤不废懿亲,故旧无大故不遗;上下交际,皆有忠厚之道。后世不知有道,惟欲立己之名,成己气节,一切反之而不恤,忍心残薄,乃自以为贤、为得计,其弊遂至不可救,故古人以名节为道德之薄,为学者之戒,论人者、乃以为圣贤事业在此,或取之为理学名臣,不知其流愈趋愈下。故今之仕者,争以殊诡标名,惟恐其不异;刻虐称才,惟恐其不极;
颠倒乱真,惟恐其不奇;坚忍毁成,惟恐其不特;要其心皆阴怀巨利,阳示不欲,内存刻薄,外施仁义。论世者犹以天下事非此才力不能为,非此风声不能振,岂不为世道之害,国家生民之祸哉!陈仲子之廉,孟子所以辟之者,正以其充类至义之不可,况其弊至此,犹以为贤、为可法、不知为戒,可乎?此等风声习气,自一方至四方,专以好胜、急功利为事,虽语以道德,皆以虚明势利视之,卒不能变其气质,盖由不知圣贤所务,在道德而不在立名、尚气节也。
苟志道德,道德既成,未有无名、无气节者,是以名为大德之名,气为浩然之气,节为甘节之节矣。
前辈皆以立名、尚气节为事,惟吾祖文毅公、自为秀才时,退然以圣人为师,知圣人之学不在于言语、章句之间,深造躬行,有得于圣人至谦、至定、至一、至诚,故见于庸言、庸行,必信、必谨,自闺门以至于宗族乡党,自乡党以至于朝廷天下,无一不尽其道。下之,虽儿童臧获之微,无一言之苟,一事之欺,莫非典则之所在。故见于居官,如在选部,后先十八年,开门延客,求天下之才,不以嫌疑自避,而人无毫发可指。方石先生尝云:“每见其喜,则知君子之得进;
每见其忧,则知小人之不得退。”直道而行,终始不变,而人无可怨,行之惟尽其心,而未尝市恩卖直。取人以身,见其善不啻若己有,虽至小官卑职,无不以身体其心,而使之德所。或有知而来谢,则曰:“此朝廷公道,于我无与。”或事有不可,则执之,而堂上长官至有推案凭怒,犹拱立不去;怒解,又言之,如是再三,而色愈和、言愈逊、持之愈坚。堂上卒从之。及出,又不使人知,但曰:“此堂上之公也。”或在僚友有未善,必委曲喻之,必从而后已。
田主事,屯田时号浊曹,吾祖莅官而名益起;顾为同官所忌,镞恶吏诬之,而德益彰。及为选部郎中,巧进者恶其沮己,阴使东厂官校,侦之再三,无纤毫过失,反重而见称。真可谓“磨而不磷,涅而不淄”者矣。惟其自立如此,故能为天下得人,为天下变其士风,不待大臣法而小臣皆廉矣。故自宪庙储积,至孝庙而得人为最盛,虽至武庙逆瑾变乱之时,大臣犹知守国家典章,不敢尽废,至瑾诛,天下卒赖以安,识者皆归功于吾祖。由此观之,则知求圣人之学之有益如此。
视专事立名、尚气节者为如何?有志于学者,皆可省矣。
  古之君子,检身若不及,与人不求备。今之人皆反之,与人多求备,检身多自恕。此古今人所以不相及也。  □□□之欢,不竭人之忠,所以全交也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