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在《洪范》则曰“皇建其有极”，在《诗》则曰“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则”，皆言有而未尝言无。言无、则堕于空虚，其视圣人艮止之旨，大不侔矣。
濂溪《通书》之言曰：“圣可学乎？曰可。学有要乎？曰一为要。一者，无欲也。无欲则静虚动直。静虚则明，明则通，动直则公，公则溥。明通公溥庶矣乎！”以此为圣学之要可乎？尧之授舜，曰“允执厥中”；舜之授禹，曰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视濂溪之言同乎异乎？况欲之一字，有由于人心，有由于道心。由于人心，谓之为私欲可也；由于道心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亦可谓私欲，而求其无乎？至若危微之当谨，惟精惟一之不可废，皆必以心体之而后得。
然则濂溪之言与尧舜之言必当有辨矣。岂濂溪之言亦由于本来无物之旨乎？
明道《定性书》之言曰：“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，圣人之常，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，是故君子之学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。”以此为圣学之要可乎？孟子曰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求其放心者，若必欲放其心而使廓然而大公，其谓之收心乎？其谓之放心乎？若必欲放其心而使廓然而大公，则与孔氏所传戒慎不睹，恐惧不闻，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之旨戾矣。岂当时禅学之盛，虽明道亦不免溺于见闻，不觉其非，而言之如此耶？
吲以无心无情。发其本旨，此乃上乘颍悟之旨。今不辩之，则禅学之源，终不可塞，皆将以明道之言藉口矣。
伊川曰：“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。”其为涵养而用敬也，则常瞑目而端坐；其为进学则在致知也，则必考求而检阅。晦庵平生所尊信，以为学问切要，只在于此。故晦庵平居，常瞑目端坐，以为涵养用敬工夫；终日考求检阅，以为进学致知工夫。故为《调息箴》，以发明伊川涵养用敬之旨；故为《大学补传》，以发明伊川致知格物之旨。及为《或问》，则并用敬致知之旨而详之。吾尝持此质诸圣人之学，其所谓“敬”者，实非文王“缉熙敬止”之“敬”，其所谓“致知”者，实非大学所谓“致知”。
盖伊川之学，非濂溪、明道上乘之旨，乃由下乘而来。故其瞑目端坐，但持公案而已。因持公案，故不见其心体固有之明，万物皆备于我之理，故必求之书册，求之外物，始见其明，始见其理。所以晦庵平生所笃信者惟伊川而已，求为上乘，且不可得，况圣学乎？
人为学若不知止，则必流于禅；若不知志道，则处事必不中节；若不知据德，则气性必不好；若不知依仁，则心术必不良；若不知游艺，则所守必不固。纵或勉为苦节以终身，后必不可继也。或曰：“戒谨恐惧，只是此心不忘，心存处便是思”，此禅说也。盖思是工夫，乃心之用，与心之体不同，体是心之静，用是心之动。若欲合动静而一之，则体用不分，工夫莫措矣。道其可明乎！今但当曰，戒谨恐惧，乃此心不忘，由是用则有思，而思亦不忘，此之谓慎思之学。
朋友有辩杨慈湖之学为非禅者，云禅之与儒，其本实同，但有私己、同物之不同耳。禅则专事私己，慈湖则事同物。殊不知禅虽曰私己，其意未尝不欲传于其徒，行于天下，此亦可以为同物，但其所同者皆禅也，焉可以此为断？但其言其道，自是禅耳。慈湖以不起意为宗，以《易传》议拟成变化，为非圣人之言，则必欲废思与学，及志道、据德、依仁、游艺之事，乌得而非禅哉？吾非独不从之，正谓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故也。慈湖之学，出于象山，象山则不纯禅，至慈湖则纯禅矣。
我之学，与慈湖之学初无异。慈湖曰：“人心自善，人心自灵，人心自明。人心即道，人心即神。人皆有恻隐之心，恻隐即仁；皆有羞恶之心，羞恶即义；皆有恭敬之心，恭敬即礼；皆有是非之心，是非即知；愚夫愚妇与圣人皆同，圣人非有余，愚夫愚妇非不足。”我亦云然。我之所异者，我有典要，慈湖无典要；我有工夫功效，慈湖无工夫功效；我有日新次第，慈湖无日新次第。我则曰，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。”其定、静、安皆本于止，止在于心而有其所，故万物、万事皆从我止而不可乱。
慈湖则随其所至而止，止于泛而无所，故万物万事皆由其自止而不可约，故慈湖辩孔子“止其所”之言，则曰：“止得其所者，言不失其本，止非果有其所也”。我之立心在诚意，去私意；慈湖则并诚意而去之，而曰“不起意”，又曰“起意则昏”。我之工夫在思，去其不当思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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