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须是合义也。如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伊尹放太甲，此是权也。若日日时时用之，则成甚世界了！」或云：「权莫是中否？」曰：「是此一时之中。不中，则无以为权矣。然舜禹之后六七百年方有汤；汤之后又六七百年方有武王。权也是难说。故夫子曰：『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。』到得可与权时节，也是地位太煞高了也。」
或问经与权之义。曰：「公羊以『反经合道』为权，伊川以为非。若平看，反经亦未为不是。且如君臣兄弟，是天地之常经，不可易者。汤武之诛桀纣，却是以臣弒君；周公之诛管蔡，却是以弟杀兄，岂不是反经！但时节到这里，道理当恁地做，虽然反经，却自合道理。但反经而不合道理，则不可。若合道理，亦何害于经乎！」又曰：「合于权，便是经在其中。」正甫谓：「『权、义举而皇极立』，权、义只相似。」曰：「义可以总括得经、权，不可将来对权。
义当守经，则守经；义当用权，则用权，所以谓义可以总括得经、权。若可权、义并言，如以两字对一字，当云『经、权举』乃可。伊川曰：『惟义无对。』伊川所谓『权便是经』，亦少分别。须是分别经、权自是两物；到得合于权，便自与经无异，如此说乃可。」
问：「『可与立』，如何是立？」曰：「立，是见得那正当底道理分明了，不为事物所迁惑。」又问：「程子谓『权只是经』，先生谓：『以孟子援嫂之事例之，则权与经亦当有辨。』莫是经是一定之理，权则是随事以取中；既是中，则与经不异否？」曰：「经，是常行道理。权，则是那常理行不得处，不得已而有所通变底道理。权得其中，固是与经不异，毕竟权则可暂而不可常。如尧舜揖逊，汤武征诛，此是权也，岂可常行乎！观圣人此意，毕竟是未许人用『权』字。
学者须当先理会这正底道理。且如朝廷之上，辨别君子小人，君子则进之，小人则去之，此便是正当底道理。今人不去理会此，却说小人亦不可尽去，须放他一路，不尔，反能害人。自古固有以此而济事者，但终非可常行之理。若是君子小人常常并进，则岂可也？」
亚夫问「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」。曰：「汉儒谓『反经合道』为权；伊川说『权是经所不及者』。权与经固是两义，然论权而全离乎经，则不是。盖权是不常用底物事。如人之病，热病者当服叙药，冷病者当服热药，此是常理。然有时有热病，却用热药去发他病者；亦有冷病，却用冷药去发他病者，此皆是不可常论者。然须是下得是方可。若有毫厘之差，便至于杀人，不是则剧。然若用得是，便是少他不得，便是合用这个物事。既是合用，此权也，所以为经也。
大抵汉儒说权，是离了个经说；伊川说权，便道权只在经里面。且如周公诛管蔡，与唐太宗杀建成元吉，其推刃于同气者虽同，而所以杀之者则异。盖管蔡与商之遗民谋危王室，此是得罪于天下，得罪于宗庙，盖不得不诛之也。若太宗，则分明是争天下。故周公可以谓之权，而太宗不可谓之权。孟子曰：『有伊尹之志则可，无伊尹之志则篡也。』故在伊尹可以谓之权，而在他人则不可也。权是最难用底物事，故圣人亦罕言之。自非大贤以上，自见得这道理合是恁地，了不得也。
」
因论「经、权」二字，曰：「汉儒谓『权者，反经合道』，却是权与经全然相反；伊川非之，是矣。然却又曰『其实未尝反经』，权与经又却是一个，略无分别。恐如此又不得。权固不离于经，看『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』，及孟子『嫂溺援之以手事』，毫厘之间，亦当有辨。」文蔚曰：「经是常行之理，权是适变处。」曰：「大纲说，固是如此。要就程子说中分别一个异同，须更精微。」文蔚曰：「权只是经之用。且如称衡有许多星两，一定而不可易。权往来称物，使轻重恰好，此便是经之用。
」曰：「亦不相似。大纲都是，只争些子。伊川又云：『权是经所不及者。』此说方尽。经只是一个大纲，权是那精微曲折处。且如君仁臣忠，父慈子孝，此是经常之道，如何动得！其间有该不尽处，须是用权。权即细密，非见理大段精审，不能识此。『可与立』，便是可与经，却『未可与权』，此见经权毫厘之间分别处。庄子曰：『小变而不失其大常。』」或曰：「庄子意思又别。」曰：「他大概亦是如此，但未知他将甚做大常。」僩录别出。
经与权之分，诸人说皆不合。曰：「若说权自权，经自经，不相干涉，固不可。若说事须用权，经须权而行，权只是经，则权与经又全无分别。观孔子曰『可与立，未可与权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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