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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6-朱子语类-宋-朱熹-第642页
诸侯出来抗衡，到后来诸侯才不柰何，便又被大夫出来做。及大夫稍做得没柰何，又被倍臣出来做。这便似唐之藩镇样，其初是节度抗衡，后来牙将、孔目官、虞候之属，皆杀了节度使后出来做。当时被他出来握天下之权，恣意恁地做后，更没柰他何，这个自是其势必如此。如夫子说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』一段，这个说得极分晓。」附此。
问：「『自陕以东，周公主之；自陕以西，召公主之。』周召既为左右相，如何又主二伯事？」曰：「此春秋说所未详，如顾命说召公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，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，所可见者，其略如此。」公羊隐五年。
春秋传毁庙之道，改涂易檐；言不是尽除，只改其灰节，易其屋檐而已。」
天子之庙，「复庙重檐」。「檐」，言檐。又曰：「毁庙之制，改涂可也，易檐可也。」
问：「谷梁释『夫人孙于齐』，其文义如何？」曰：「『始人之也』，犹言始以人道治庄公也。命，犹名也，犹曰『若于道』，『若于言』，天人皆以为然，则是吾受是名也。『臣子大受命』，谨其所受命之名而已。大抵齐鲁之儒多质实，当时或传诵师说，见理不明，故其言多不伦。礼记中亦然，如云：『仁者右也，义者左也』，道他不是，不得。」谷梁庄元年。
林问：「先生论春秋一经，本是明道正谊、权衡万世典刑之书。如朝聘、会盟、侵伐等事，皆是因人心之敬肆为之详略；或书字，或书名，皆就其事而为之义理；最是斟酌毫忽不差。后之学春秋，多是较量齐鲁长短。自此以后，如宋襄晋悼等事，皆是论伯事业。不知当时为王道作耶？为伯者作耶？若是为伯者作，则此书岂足为义理之书？」曰：「大率本为王道正其纪纲。看已前春秋文字虽觕，尚知有圣人明道正谊道理，尚可看。近来止说得伯业权谲底意思，更开眼不得！此义不可不知。」论治经之弊。
春秋本是明道正谊之书，今人只较齐晋伯业优劣，反成谋利，大义都晦了。今人做义，且做得齐威晋文优劣论。
春秋之作不为晋国伯业之盛衰，此篇大意失之，亦近岁言春秋者之通病也。正谊不谋利，明道不计功；尊王，贱伯；内诸夏，外夷狄，此春秋之大旨，不可不知也。此亦先生亲笔。
问：「今科举习春秋学，只将伯者事业缠在心胸；则春秋，先儒谓尊王之书，其然邪？」曰：「公莫道这个物事，是取士弊如此，免不得应之。今将六经做时文，最说得无道理是易与春秋。他经犹自可。」容。
今之治春秋者，都只将许多权谋变诈为说，气象局促，不识圣人之意，不论王道之得失，而言伯业之盛衰，失其旨远矣！「公即位」，要必当时别有即位礼数，不书即位者，此礼不备故也。今不可考，其义难见。诸家之说，所以纷纷。「晋侯侵曹」，「晋侯伐卫」，皆是文公谲处，考之左氏可见，皆所以致楚师也。
「今之做春秋义，都是一般巧说，专是计较利害，将圣人之经做一个权谋机变之书。如此，不是圣经，却成一个百将传。」因说：「前辈做春秋义，言辞虽粗率，却说得圣人大意出。年来一味巧曲，但将孟子『何以利吾国』句说尽一部春秋。这文字不是今时方恁地。自秦师垣主和议，一时去趋媚他，春秋义才出会夷狄处。此最是春秋诛绝底事，人却都做好说！看来此书自将来做文字不得；才说出，便有忌讳。常劝人不必做此经，他经皆可做，何必去做春秋？这处也是世变。如二程未出时，便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，他们说经虽是甚有疏略处，观其推明治道，直是凛凛然可畏！春秋本是严底文字，圣人此书之作，遏人欲于横流，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。恰如大辟罪人，事在款司，极是严紧，一字不敢胡乱下。使圣人作经，有今人巧曲意思，圣人亦不解作得。」因问文定春秋。曰：「某相识中多有不取其说者。『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』，春秋大法正是如此。今人却不正其谊而谋其利，不明其道而计其功。不知圣人将死，作一部书如此，感麟涕泣，雨泪沾襟，这般意思是岂徒然！」问：「春秋繁露如何？」曰：「尤延之以此书为伪，某看来不是董子书。」又言：「吕舍人春秋却好，白直说去，卷首与末梢又好，中间不似。伯恭以为此书只妆点为说。」道夫录云：「近时言春秋者，皆是计较利害，大义却不曾见。如唐之陆淳，本朝孙明复之徒，他虽未能深于圣经，然观其推言治道，凛凛然可畏，终是得圣人个意思。春秋之作，盖以当时人欲横流，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贬。恰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，极是严紧，一字不轻易。若如今之说，只是个权谋智略兵机谲诈之书尔。圣人晚年痛哭流涕，笔为此书，岂肯恁地纤巧！岂至恁地不济事！」
春秋固是尊诸夏，外夷狄。然圣人当初作经，岂是要率天下诸侯而尊齐晋！自秦桧和戎之后，士人讳言内外，而春秋大义晦矣！
问：「春秋一经，夫子亲笔，先生不可使此一经不明于天下后世。」曰：「某实看不得。」问：「以先生之高明，看如何难？」曰：「劈头一个『王正月』，便说不去。」刘曰：「六经无建子月，惟是礼记杂记中有个『正月日至，可以有事于上帝；七月日至，可以有事于先王』，其它不见说建子月。」曰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