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虽戒敕州县,不过虚文而已。先生云:「今天下事只碍个失人情,便都使不得。盖事理只有一个是非,今朝廷之上,不敢辨别是非。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,上亦不欲忤宰相意。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,又择其不敢言之甚者为台谏,习以成风,如何做得事!」
今上下匮乏,势须先正经界。赋入既正,总见数目,量入为出,罢去冗费,而悉除无名之赋,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。若不认百姓是自家百姓,便不恤。
荀悦云,田制须是大乱之后,方可定。
今之赋,轻处更不可重。只重处减似那轻处,可矣。
今世产赋百弊。砧基簿,只是人户私本;在官中本,天下更无一处有。税赋本末,更无可稽寻处。
朋友言,某官失了税簿。先生曰:「此岂可失了!此是根本。无这个后,如何稽考?所以周官建官,便皆要那史。所谓史,便是掌管那簿底。」
福建赋税犹易辨,浙中全是白撰,横敛无数,民甚不聊生,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。人便由此多去计会中使,作宫中名字以免税。向见辛幼安说,粪船亦插德寿宫旗子。某初不信,后提举浙东,亲见如此。尝有人充保正,来论某当催秋税,某人当催夏税。某初以为催税只一般,何争秋夏?问之,乃知秋税苗产有定色,易催;夏税是和买绢,最为重苦。盖始者一疋,官先支得六百钱;后来变得令人先纳绢,后请钱,已自费力了;后又无钱可请,只得白纳绢;
今又不纳绢,只令纳价钱,钱数又重。催不到者,保正出之,一番当役,则为之困矣。故浙中不如福建,浙西又不如浙东,江东又不如江西。越近都处,越不好。
浩曰:「江浙税重。昨日来,路问村人,见得此间只成十一之税。」曰:「尝见前辈说,闽中真是乐国。某初只在山间,不知外处事,及到浙东,然后知吾乡果是乐地。今只汀州全做不得,彼处屡经寇窃,逃亡者多。遗下产业,好者上户占去,不好者勒邻至耕佃。邻至无力,又逃亡。所有田业或抛荒,或隐没,都无归着。又,官科盐于民,岁岁增添,此外有名目科敛不一,官艰于催科,民苦于重敛,更无措手足处。守倅只利俸厚,得俸便了,更不恤大体,须是得监司与理会。
亦近说与应仓了,不知如何。」浩云:「要好,得监司去地头置局,与理会一番,直是见底方可住。」先生击节曰:「此是至切之论!某之见正是如此。」
黄仁卿将宰乐安,论及均税钱,曰:「今说道『税不出乡』。要之,税有轻重,如何不出乡得?若教税不出州时,庶说稍均得。」先生曰:「『税不出乡』,只是古人一时间寻得这说,去防那一时之弊。而今耳里闻得,却把做个大说话。但只均税钱,也未尽,须是更均税物方得。且如福州纳税,一钱可以当这里十钱,而今便须是更均那税物。」又曰:「往在漳州,见有退税者,不是一发退了;谓如春退了税后,秋又要退苗,却不知别郡如何。然毕竟是名目多后,恁地。
据某说时,只教有田底便纳米,有地底便纳绢,只作两钞;官司亦只作一仓一场。如此,百姓与官司皆无许多劳攘。」又曰:「三十年一番经界方好。」又曰:「元稹均田图惜乎不见!今将他传来考,只有两疏,却无那图。然周世宗一见而喜之,便欲行,想见那图大段好。尝见陆宣公奏议后面说那口分世业,其纤悉毕尽,古人直是恁地用心!今人若见均田图时,他只把作乡司职事看了,定是不把作书读。今如何得有陆宣公样秀才!」又曰:「林勋本政书每乡开具若干字号田,田下注人姓名,是以田为母,人为子,说得甚好。
」
杨通老相见,论纳米事。先生曰:「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:州县多取于民,监司知之当禁止,却要分一分!此是何义理!」又论广西盐,曰:「其法亦不密。如立定格,六斤不得过百钱,不知去海远处,搬担所费重。此乃许子之道。但当任其所之,随其所向,则其价自平。天下之事所以可权衡者,正谓轻重不同。乃今一定其价,安得不弊!」又论汀寇止四十人,至调泉福建三州兵;临境无寇,须令汀守分析。先生曰:「纔做从官不带职出,便把这事做欠阙;
见风吹草动,便喜做事,不顾义理,只是简利多害少者为之。今士大夫皆有此病。」
尝谓为政者当顺五行,修五事,以安百姓。若曰赈济于凶荒之余,纵饶措置得善,所惠者浅,终不济事。赈民。
今赈济之事,利七而害三,则当冒三分之害,而全七分之利。不然,必欲求全,恐并与所谓利者失之矣!
「余正甫说时,煞说得好,虽有智者为之计,亦不出于此
左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