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庸可得乎。
又谓:天道以元生万物,而圣人体元以治万民,故即位必称元年,而建元必殊徽号。葢与天下更新,示其所以为治之意,使人心知所向望也。先王庙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,葢以其分之有限,礼不下达,而人情犹有歉焉。至宋大儒君子创为祠堂之制,则通上下皆得为之,然后尽于人心。岂非礼之以义起者乎?唐之既末,宦寺柄国,藩镇弄兵,赋役繁重,民不堪命极矣。文宗君臣正当焦心劳思,相与戮力,拯民水火之中,而漠然不以为意,方且从容聮句,爱夏日之长,而乐熏风之凉。
呜呼,此日此风,特文宗君臣之乐耳!彼夏畦之农夫、边城之戍卒。宁得而共之邪?文宗生于深宫,其不知稼穑之艰难,未足多让;为公权者,既不能以孟子之言规其君,又逢其君之意而咏美之,难乎免于容悦之罪矣!君臣上下无志于民如此,此唐室所以不兢也。虽然,唐不足论矣,方宋之盛时,内苑赏花钓鱼之宴,其君臣终日饮酒赋诗,称颂太平,亦未闻有以田里休戚为言者。卒至熈丰聚敛残民之祸,而宋祚遂以中微。岂独唐之公权为可罪哉!
  人主一心,攻之者众。一惑于耳,则凡侈靡之声皆乘间而入矣;一惑于目,则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进矣。人心愈危,则道心愈微矣。
  艺文
或问:孔子论易主义理,无一语卜筮,而朱子专主卜筮之说为非?先生曰:伏义氏画卦,文王周公系辞,本为卜筮而作,孔子于大传,如所谓开物成务兴神物以前民用,所谓定天下之吉凶、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者,皆以卜筮言也。朱子本义,无非因卜筮而发明其义理以示人,如所谓语子惟孝、语臣惟忠、必中必正、乃吉乃亨者是也,则义理与卜筮岂可岐而二之哉。若专论义理而不本卜筮,则必流于王弼之祖尚清虚;若专谈卜筮而不根义理,则为巫史之妄谈祸福矣。
岂圣贤著述之意哉?观于左传所载穆姜占艮之随,而论元亨利贞之义;子服惠伯论南蒯占坤之黄裳,而谓忠信之事则可,不然必败。是易之不可以占险,岂有不孝不弟为奸为盗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?春秋首止之会,周惠王将以私爱易嫡,齐桓公合诸侯以定世子,夫子则许之;郑文公奉王命而不与盟,夫子则责之。是皆以道不以位也。道之公,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。
舍象数而求理,则未免沦于虚无;泥象数而不求理,则未免淫于术数。惟不泥于象数,而亦不离乎象数,斯可以言易矣。朱子语类一书,虽出门人所记,不敢谓其字字句句皆无差误,而其中所载大而天地鬼神之奥,小而一事一物之宜,凡所以穷理修身应事接物、与夫治国平天下之道,靡所不备,大有功于后学。圣人之道与天地并,而六经之作所以载道是也。若易以顺性命之理,书以记政事之实,诗以理性情之正,春秋以示禁戒之严,礼以正行,乐以和心,皆切于日用,不可以一日废也。
人能诵是经而有得焉,则可以修身,可以齐家,可以治国平天下,无所施而不当矣。
或谓:纲目书法,谓莽操懿裕杨坚皆同簒弑,而有书莽、书主、书帝之异;贾充杨素李绩李林甫罪恶百倍,扬雄而书死、书卒不同。而为朱子之失?先生曰:郑庄公之子忽为世子,而突乃庶子,皆由祭仲而立。春秋于忽止书世子,而突书郑伯;晋献公之子奚齐、卓子皆为里克所弑,而春秋一书杀其君之子,一书弑。其例不同,圣笔予夺固有深意,则纲目之书莽书帝书主,亦必有谓,岂可以一例裁之乎?彼充素与绩林甫皆无状小人,不足责,而雄乃好古乐道、以儒名者,乃亦如是,则纲目书死,岂非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乎。
  秉史笔者,当以是非论,不当以成败论。以成败论人,天下无全人矣。成帝时以大将军王凤以帝舅擅权用事,京兆尹王章言凤诬罔不忠不可任用,宜便选忠贤。成帝悦其言而不能用,遂为凤所陷以死。班孟坚议章不量轻重,然则循黙充位全躯保妻子之臣,乃为能量轻重者乎。
  东莱为文公作白鹿洞记,文公与之商订可否,三数徃复而后定。古人相切磋有如是者。  黄仲昭纂修闽志,所立义例最为精当,无可议者。但事目中先后次第,有不以类相从者,如水利乃陂堰井塘之类,而列于坑场土产之中;恤政一条杂于陵墓古迹之间,俱似未当。又人物类流寓,乃名人贤士;方伎虽小道,亦各有用于世者。不当次于神异仙释之后也。凡若此类,更须详定为佳。
  世之传人物者,徃徃有取于竒节伟行以惊世动俗;而于庸行之善者,则以为常事,不书而悦于茍难,殆非圣人中庸之教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