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然他经岂不可以穷?但他经论其义,春秋因其行事,是非较着,故穷理为要。尝语学者,且先读论语、孟子,更读一经,然后看春秋。先识得个义理,方可看春秋。春秋以何为准?无如中庸。欲知中庸,无如权,须是时而为中。若以手足胼胝,闭户不出,二者之间取中,便不是中。若当手足胼胝,则于此为中;当闭户不出,则于此为中。权之为言,秤锤之义也。何物为权?义也。然也只是说得到义,义以上更难说,在人自看如何。格物亦须积累涵养。
如始学诗者,其始未必善,到悠久须差精。人则只是旧人,其见则别。
知至则当至之,知终则当遂一无遂字。终之,须以知为本。知之深,则行之必至,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。知而不能行,只是知得浅。饥而不食乌喙,人不蹈水火,只是知。人为不善,只为不知。知至而至之,知几之事,故可与几。知终而终之,故可与存义。知至是致知,博学、明辨、审问、慎思、皆致知、知至之事,笃行便是终之。如绐终理,终条理,因其始条理,故能终条理,犹知至即能终之。
春秋,传为案,经为断。古之学者,先由经以识义理。盖始学时,尽是传授。后之学者,却先须识义理,方始看得经。如易,系辞所以解易,今人须看了易,方始看得系辞。一本云:「古之人得其师传,故因经以明道。后世失其师传,故非明道,不能以知经。」
「至大至刚以直」,不言至直,此是文势。如「治世之音安以乐」,「怨以恕」,「粗以厉」,「仇以杀」,皆此类。解义理,若一向靠书册,何由得居之安,资之深?不惟自失,兼亦误人。治道亦有从本而言,亦有从事而言。从本而言,惟从格君心之非、正心以正朝廷,正朝廷以正百官。若从事而言,不救则已,若须救之,必须变。大变则大益,小变则小益。学者好语高,正如贫人说金,说黄金,说坚软,道他不是又不可,只是可笑。不曾见富人说金如此。
仲尼于论语中未尝说神字,只于易中,不得已言数处而已。有主则虚,无主则实,必有所事。以物待物,不可以己待物。
古所谓支子不祭者,惟使宗子立庙,主之而已。支子虽不得祭,至于齐戒,致其诚意,则与主祭者不异。可与,则以身执事;不可与,则以物助,但不别立庙为位行事而已。后世如欲立宗子,当从此义。虽不祭,情亦可安。若不立宗子,徒欲废祭,适足长惰慢之志,不若使之祭,犹愈于已也
真元之气,气之所由生,不与外气相杂,但以外气涵养而已。若鱼在水,鱼之性命非是水为之,但必以水涵养,鱼乃得生尔。人居天地气中,与鱼在水无异。至于饮食之养,皆是外气涵养之道。出入之息者,阖辟之机而已。所出之息,非所入之气,但真元自能生气,所入之气,止当阖时,随之而入,非假此气以助真元也。
古者八岁入小学,十五岁入大学,择其才可教者聚之,不肖者复之田亩。盖士农不易业,既入学则不治农,然后士农判。在学之养,若士大夫之子则不虑无养,虽庶人之子,既入学则亦必有养。古之士者,自十五入学,至四十方仕,中间自有二十五年学,又无利可趋,则所志可知,须去趋善,便自此成德。后之人,自童稚间,已有汲汲趋利之意,何由得向善?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,然后志定。只营衣食却无害,惟利禄之诱最害人。人有养便方定志于学。
做官夺人志。
星辰。若以日月之次为辰,则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。若谓五星,则不可称辰。或恐只是言北辰。皆星也,何贵乎北辰?北辰自是不动。只不动,便是为气之主,故为星之最尊者。主,一作宗。先王之乐,必须律以考其声。今律既不可求,人耳又不可全信,正惟此为难。求中声,须得律。律不得,则中声无由见。律者自然之数。至如今之度量权衡,亦非正也。今之法且以为准则可,非如古法也。此等物,虽出于自然,一有「之数」字。亦须人为之。,但古人为之,得其自然,至于一作如。
规矩,则极尽天下之方圆。
律历之法,今亦粗存,但人用之小耳。律之道,则如三命是也。其法只用五行支干纳音之类。历之遗,则是星算人生数,一作处。然皆有此理,苟无此理,却推不行。 素问之书,必出于战国之末,观其气象知之,天之气运只如此,但系看者如何。设如定四方,分五行,各配与一方,是一般络角而看之,又一般分而为二十四,又一般规模大则大,规模小则小,然善言亦多。如言「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,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
左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