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又别于干为枝,缀于枝成叶,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气,叶受风日雨露以通天气,地气必上接乎叶,天气必下返诸根,上下相贯,荣而不瘁者,循之于其理也。以动物言,呼吸通天气,饮食通地气,皆循经脉散布,周溉一身,血气之所循,流转不阻者,亦于其理也。理之本训如是。因而推之,举凡天地、人物、事为,虚以明夫不易之则曰理。所谓则者,匪自我为之,求诸其物而已矣。《诗》曰:「天生烝民,有物有则;民之秉彝,好是懿德。」孔子曰:「为此诗者,其知道乎!
」「故有物必有则,民之秉彝也,故好是懿德。」理也者,天下之民无日不秉持为经常者也,是以云「民之秉彝」。凡言与行得理之谓懿德,得理非他,言之而〔已〕是、行之而当为得理,言之而非、行之而不当为失理。好其得理,恶其失理,于此见理者,「人心之同然」也。
问:理为「人心之同然」,其大致可得闻欤?曰:孟子曰:「规矩,方圆之至也;圣人,人伦之至也。」此可以察理矣。夫天地之大,人物之蕃,事为之条分委曲,苟得其理矣,如直者之中悬,平者之中水,圆者之中规,方者之中矩,夫然后推诸天下万世而准。《易》称「先天而天弗违,后天而奉天时;天且弗违,而况于人乎,况于鬼神乎」,《中庸》称「考诸三王而不谬,建诸天地而不悖,质诸鬼神而无疑,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」,皆言乎天下之理得也。
惟其为「人心之同然」,故一人以为不易,天下万世以为不易也。所以为同然者,人心之明之所止也。尊是理而遂谓天地阴阳不足以当之,必非天地阴阳之则可,天地阴阳之理,犹圣人之圣也;尊其圣而谓圣人不足以当之,可乎?
问:宋儒以气为理所凑泊附着,(朱子云:「人之所以生,理与气合而已。夫理固浩浩不穷,然非是气,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。故必二气交感,凝结生聚,然后是理有所附着。」)又谓「理为生物之本」。(朱子云:「理也者,形而上之道也,生物之本也;气也者,形而下之器也,生物之聚也。是以人物之生,必禀此理,然后有性;必禀此气,然后有形。」)今据《易》之文,证明「一阴一阳」即天道之实体,其为气化,未为品物,乃孔子所称「形而上」;
乃既为品物,乃孔子所称「形而下」。然则古圣贤所谓性,专就气化言之欤?
曰:气化生人生物以后,各以类孳生久矣;然类之区别,千古如是也,循其故而已矣。在气化,分言之曰阴阳,又分之曰五行,又分之,则阴阳五行杂糅万变,是以及其流形,不特品类不同,而一类之中又复不同也。孔子曰:「一阴一阳之谓道,继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。」人物各成其性,明乎性至不同也。《六经》中言性,统举人物之全,见于此,人物同本于天道。阴阳五行,天道之实体也。《大戴礼记》曰:「分于道谓之命,形于一谓之性。」分于道者,分于阴阳五行也。
一言乎分,则其所受有偏全、厚薄、清浊、昏明之不齐,不特品类不同,而一类之中又复不同是也。各随所分而见于一,各成其性。《中庸》首言「天命之谓性」,不曰天道而曰天命者,人物咸本于天道,而成性不同,由分于道不能齐也,以限于所分,故云天命。然性虽不同,而大致以类为之区别,故《论语》曰「性相近也」,此就人与人相近言之者也。孟子曰:「凡同类者举相似也,何独至于人而疑之?圣人与我同类者。」言同类之相似,则异类之不相似明矣。
故诘告子「生之谓性」曰:「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,牛之性犹人之性与?」明乎其必不可混同言之也。「孟子道性善,言必称尧舜」,以「人皆可以为尧舜」,谓之性善。合《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之书言性者如是,咸就其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为言,奈何别求一凑泊附着者为性,岂人物之生莫非二本哉?返而求之,知其一本,或庶几焉。
问:人物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,而人能循理义自治,物不能自治,何也?曰:阴阳五行,以气化言也;精言之,期于无憾,是谓理义,是谓天地之德。人之生也,禀天地之气,即并天地之德有之,而其气清明,能通夫天地之德。物之得于天者,亦非专禀气而生,遗天地之德也,然由其气浊,是以锢塞不能开通。理义也者,心之所通也。天之气化生生而条理,人物分于气化,各成其性,而清者开通,则能知性知天,因行其所知,底于无失,斯所以还于天地之德而已矣。
问:朱子本程子「性即理也」一语,释《中庸》「天命之谓性」,申之云:「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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