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问：「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，恐不是卦义。」先生云：「亦不妨，只看如何用，当储贰则做储贰使。九四近君，便作储贰，亦不害。但不要拘一。若执一事，则三百八十四卦，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。」
看《易》且要知时。凡六爻人人有用，圣人自有圣人用，贤人自有贤人用，众人自有众人用，学者自有学者用。君有君用，臣有臣用，无所不通。 因问：「《坤卦》是臣之事，人君有用处否？」先生曰：「是何无用？如『厚德载物』，人君安可不用？」
《易》中只是言反复往来上下。
作《易》自天地幽明，至于昆虫草木微物，无不合。
今时人看《易》，皆不识得「易」是何物，只就上穿凿。若念得不熟，与上添一德，亦不觉多。就上减一德，亦不觉少。譬如不识此兀子，若减一只脚，亦不知是少。若添一只，亦不知是多。若识，则自添减不得也。
游定夫问伊川「阴阳不测之谓神」。伊川曰：「贤是疑了问，是拣难底问？」 伊川以《易传》示门人曰：「只说得七分，后人更须自体究。」
伊川先生《春秋传序》曰：天之生民，必有出类之才，起而君长之。治之而争夺息，导之而生养遂，教之而伦理明，然后人道立，天道成，地道平。二帝而上，圣贤世出，随时有作。顺乎风气之宜，不先天以开人，各因时而立政。暨乎三王叠兴，三重既备，子丑寅之建正，忠质文之更尚，人道备矣，天运周矣。圣王既不复作，有天下者，虽欲仿古之迹，亦私意妄为而已。事之缪，秦至以建亥为正；道之悖，汉专以智力持世。岂复知先王之道也？夫子当周之末，以圣人不复作也，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，于是作《春秋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。
所谓「考诸三王而不谬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着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」者也。先儒之传曰：「游夏不能赞一辞。」辞不待赞也，言不能与于斯耳。斯道也，惟颜子尝闻之矣。「行夏之时，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乐则《韶舞》。」此其准的也。后世以史视《春秋》，谓褒善贬恶而已，至于经世之大法，则不知也。《春秋》大义数十，其义虽大，炳如日星，乃易见也。惟其微辞隐义，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。或抑或纵，或与或夺，或进或退，或微或显，而得乎义理之安，文质之中，宽猛之宜，是非之公，乃制事之权衡，揆道之模范也。
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，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。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，非上智不能也。故学《春秋》者，必优游涵泳，默识心通，然后能造其微也。后王知《春秋》之义，则虽德非禹汤，尚可以法三代之治，自秦而下，其学不传。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，故作传以明之。俾后之人，通其文而求其义，得其意而法其用，则三代可复也。是传也，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，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。
《诗》《书》载道之文，《春秋》圣人之用。《诗》《书》如药方，《春秋》如用药治病，圣人之用，全在此书，所谓「不如载之行事深切着明」者也。有重迭言者，如征伐盟会之类，盖欲成书，势须如此。不可事事各求异义，但一字有异，或上下文异，则义须别。
《五经》之有《春秋》，犹法律之有断例也。律令唯言其法，至于断例，则始见其法之用也。
学《春秋》亦善。一句是一事，是非便见于此。此亦穷理之要。然他经岂不可以穷理？但他经论其义，《春秋》因其行事是非较着，故穷理为要。尝语学者，且先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更读一经，然后看《春秋》。先识得个义理，方可看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以何为准？无如《中庸》。欲知《中庸》，无如「权」。须是时而为中。若以手足胼胝、闭户不出二者之间取中，便不是中。若当手足胼胝，则于此为中。当闭户不出，则于此为中。权之为言，秤锤之义也。
何物为权？义也，时也。只是说得到义，义以上更难说，在人自看如何。
《春秋》传为案，经为断。
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，须要识其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。且如读《高帝纪》，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。是亦学也。
先生每读史，到一半，便掩卷思量，料其成败，然后却看。有不合处，又更精思。其间多有幸而成，不幸而败。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，败者便以为非。不知成者煞有不是，败者煞有是底。
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，贤人君子出处进退，便是格物。
元佑中，客有见伊川者，几案间无他书，惟印行《唐鉴》一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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