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见我夫子之急于济时，而周流四方也，则曰‘游说乞贷，不可以为国’也，而不知如其道则传食诸侯不为泰也；见其巽与之言，则谓之‘滑稽’，而不知欲人之易从也；见其直道事人，则谓之‘倨傲’，而不知持身之不可苟也；见其动容周旋皆中乎礼，则谓其‘盛容繁饰，而经年累世不能殚且究’也，而不知苟简鄙陋，君子以为固也。”此一段可为定论。愚谓夫子之于晏子、老子，犹朱子之于象山，道虽不同而不嫌于交好。
晏子、子西同沮孔子。然晏子之沮，是因其学术之僻；若子西则曰：“王之使使诸侯，有如子贡者乎？王之辅相，有如颜回者乎？王之将帅，有如子路者乎？王之官尹，有如宰予者乎？孔丘得据土壤，贤弟子为佐，非楚之福也。”纯是私意。两人相去又甚远。
《史记》、《檀弓》皆载孔子负杖逍遥，歌“泰山”、“梁木”之事。吴澄曰：“此妄也。圣人德容，始终如一，至死不变。今‘负手曳杖，逍遥于门’，动容周旋中礼者，不如是也。圣人乐天知命，视死生若昼夜，岂自为歌诗以悲其死？且以‘哲人’为称，又以‘泰山’、‘梁木’为比？若他人悲圣人之将死而为此歌词则可，圣人自为此歌而自比乃若是，妄也。盖是周末七十子以后之人撰造为之，欲表圣人之豫知其死，将以尊圣人，而不知适以卑之也。
”草庐此论，言圣人生死之际甚明白。若如《史记》、《檀弓》所载，则孔子之临没，不如曾子之启手足、易箦远矣。
“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”，不容看得容易。有多少牵制，多少逼迫。自人视之，皆是不得不入、不得不居之势，却能摆脱，所以非有学有守者不能。
宋儒薛士龙云：“好名特为臣子学问之累。人主为社稷计，惟恐士不好名。”
“无为其所不为，无欲其所不欲”，亦不要看得容易。须要在事势牵制中放出力量来，方能如此。
子夏云：“出见纷华而悦，入闻夫子之道而乐，二者心战，未能自决。”能战即是好机括。今人俱望风而靡，何尝能战？但与“纷华靡丽”战犹易，与“贫穷困阸”战却难。故须要在此处争个胜负，方是真能“无为所不为，无欲所不欲”。
朱子没，而门人各记其所闻之语，殆百余家。蜀士李道传［字贯之］始取三十有三家，刻之于池州，为《语录》。其弟李性传又取四十有二家，刻之于饶州，为《续录》。建安蔡抗又取二十三家，刻之饶州，为《后录》。莆田王士毅［字子洪］又因而类分之，曰《语类》，刻于蜀。东阳王佖［字符敬］又为《续类》，刻于徽州。凡三录、二类五书者，并行而错出，不相统一。景定癸亥，导江黎靖德始合五书而参校之，去其重复谬误，因士毅门目以类附焉，而名曰《语类大全》，凡百四十卷。
其后又取建安所刻天台吴坚《别录》附入焉。于是文公遗语始备。然蔡公抗《后录序》云：“先师又有亲自删定，与先大父西山讲论之语，及性与天道之妙，名曰《翁季录》者，久未得出以流行于世。岂斯文之显晦，固自有时乎？”则朱子之语为《语类》所未载者亦有矣。古今立言之多，莫盛于斯矣。
朱子谓：“《干》彖辞，文王《易》本是作‘大亨利贞’，只作两字说。孔子见这四字好，便挑开说了。所以某尝说《易》难看。”愚按：此即“赋诗断章”之意。在圣人亦不过偶一为之。若学者著书，自当谨守章句，不可穿凿附会，借口圣人。
朱子论“天”，谓“要知得他有心处，又要见得他无心处”。故程子云“天地无心而成化”，又云“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”。若止说得他无心处，则《易》所谓“复其见天地之心”、“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”，程子所谓“以主宰谓之帝，以性情谓之干”，又如何？“心”便是他主宰处。此一条，杨道夫所记，说“天”字最周密。又沈僩所记，有云：“经传中‘天’字，有说苍苍者，有说主宰者，有单训‘理’者。”亦明。
《语类》云：“孟子说性善，但说得本原处，却不曾说得气质之性，所以亦费分疏。诸子说性恶与善恶混，使张、程之说早出，则这许多说话自不用纷争。故张、程之说立，则诸子之说泯矣。”愚谓：孟子言“形色，天性也”，未尝不言气质。气质之说，非起于张、程。此一条似有可商。
朱子论读书之法，谓：“始初一书费十分工夫，后一书费八九分，后则费六七分，又后则费四五分矣。”此即所谓“势如破竹，数节之后，迎刃而解”。
《语类》谓“颜子亦只是持敬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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