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。可不谓然乎？
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，仲舒以贤良对策，皆傅经义，本天道。曰“王者欲有所为，宜求其端于天，故圣人法天以立道。天地之性人为贵，知自贵于物”。又曰“勉强学问，则闻见博而知益明；勉强行道，则德日起而大有功。尊其所闻，则高明矣；行其所知，则光大矣”。此孔氏之遗言，七十子之后莫能述也。论圣王之礼乐教化，欲令当世人主改弦而更张之，与贾生之旨不异，而仲舒之渊源深矣。
自汉兴以来，天子与其大臣，皆好尚黄老。至孝武，始兴文学。罢黜百家，表章六经，实自仲舒发之。故诸不在六艺之科，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，勿使并进。至于今学者守之。虽然，自恣苟简之治，百世未能变也。道同六艺，用世操术则异者，又未必轨于圣人也。班固称仲舒遭汉秦灭学之后，六经离析，下帷发愤，潜心大业，令后学者有所统一，为羣儒首。其不谓然乎？
汉儒传经，皆有家法。而匡衡明经说诗，当世少双。所以其论奏，粹然儒者之言，曰“朝廷者，天下之桢干也。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，则民不争；好仁乐施，则下不暴；上义高节，则民兴行；宽仁和惠，则众相爱”。曰“治性之道，必审己之所有余，而强其所不足。聪明疏通者，戒于太察；寡闻少见者，戒于壅蔽；勇猛刚强者，戒于太暴；仁爱温良者，戒于无断；湛静安舒者，戒于后时；广心浩大者，戒于遗忘”。曰“妃匹之际，生民之始，万化之原。
婚姻之礼正，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”。曰“审六艺之旨，则天人之理可得”。“圣王之自为，动静周旋，奉天承亲，临朝羣臣，动有节文，以章人伦”。夫端本、养性、审艺、治内、正仪，皆人主之大法也。衡能为此言，而史讥其持禄保位，被阿谀之旨，与孔光等同讥。以为恭、显用事，不能犯颜直谏则然也。然傅先王语，其酝藉亦足称贤矣。
刘向博闻，通达古今。作《洪范》论，发明《大传》，著天人之应。《七略》剖判艺文，综百家之绪。《三统历》谱，考步日月五星之度。与孟轲、荀况、司马迁、董仲舒、扬雄并称。而讥切王氏，尤发于至诚。盖自恭、显之世，其忠恳已见于封事矣。曰“众贤和于朝，则万物和于野。览历世之治乱，必以和气致祥，乖气致异”。因论当世人主开三代之业，招文学之士，优游宽容，使得并进，章交公车，人满北军，朝臣舛午，缪戾乖剌，文书纷纠，毁誉混乱，荧惑耳目，感移心意，不可胜载。
是时恭、显用事，善类蒙僇。永光之诏，亦自谓邪说空进，事亡成功。公卿大夫好恶不同，孝元固已自知之。卒以优游不断，堕宣帝之业，可为来世之永鉴矣。向之学，在《洪范传》。推迹行事，比类相从，缘箕子之意，著天人之应，世儒亦未可妄论也。
夫谓一时救弊未为通方者，岂不以崔寔语当世理乱，而有《政论》之作也？汉之儒者言教化，自贾谊、董仲舒、匡衡、刘向皆极论之。而王吉亦谓俗吏所以牧民者，非有礼义科指，可世世行也。以意穿凿，各取一切，而质朴日衰，恩爱寖薄。东京以后，尤竞察察。钟离意、宋均、鲁恭、第五伦之徒，常以为言。而杜林亦讥后世不能以德，而勤于法。吹毛求疵，诋欺无限，桃李之馈，集以成罪。家无全行，国无廉夫，而仁义之风替矣。崔寔独著论，谓汉承百王之敞，数世以来，政多恩贷，驭委其辔，皇路倾险。
欲峻法以求治，以此为乱世之药石。仲长统称其书，以为人主宜写一通，置之座右。将不以淇达权救弊，为一时之所急耳？若以此施于宦戚纵横之日，是固其宜。他寔之《政论》，夫岂通方之论耶？
夫谓言可经常，可以行之后代者，岂不以荀悦志在献替，而有《申鉴》之作也？当建安之时，政移曹氏，天子拱手。而悦自以时无所用，作《申鉴》五篇。其所论辨，通见政体。谓“致政之术，先屏四恶，乃崇五政”。而以“伪乱俗，私坏法，放越轨，奢败制”为四恶。“兴农桑以养其性，审好恶以正其俗，宣文教以章其化，立武备以秉其威，明赏罚以统其法”，为五政。悦之论，非所以施于汉末。顾自以抱王略而不得志，为奏以发之。要其所施设，皆平世法也。
可谓言简而事该矣。考其正俗之论，谓君子之所以动天地，应神明，正万物，而成王化者，必乎贞定而已。在上者审定好丑，善恶要乎功罪，毁举效于准验，听言责事，举文察实，无惑诈伪以荡众志，故事无不窍，物无不功，善无不显，恶无不章。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，肃恭其心，慎修其行，而民志平矣。汉氏所以凌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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