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、农、礼、乐时习旧法，全不曾着手，成断不能干济之身，遂坚就不欲干济之心；又不肯推服能者，而自小其大儒大言之架，遂轻之为弼，重之为桧，而天下事皆坏。不惟不做，而反忌人之做，一切说坏。呜呼！此局何日破，而圣人之道明，乾坤之气复哉！今世犹梦梦称富弼之相业，朱子之道学，真堪痛哭矣！
神宗极聪明，于天下事无不通晓，只因用介甫为相，遂误天下。使得一真儒而用之，那里得来？神宗之所以度越两宋人主者，正因不用公辈真儒耳；若亦如公之所言，又何聪明通晓之有？神宗事事留心，熙宁初修许多兵备。○熙宁作阵法，令将士读之，未厮杀时已被将官打得不成模样了。○神宗大故留心边事，自古人主何曾恁地留心？只此三段，不惟超绝两宋，三代后不再见之贤君矣。为书生所乱，大业不终，使五百年苍生受祸。伤哉！○真英主。吾见通鉴一书生评云，「神宗昏庸」，何狂悖愚谬之甚也！
哲宗惜先帝旧卓，宣仁大恸。又，刘挚尝奏君子、小人之名，欲宣仁常常喻哲宗知之。哲宗惜先帝一旧卓，岂非孝子乎？宣仁遽大恸，何也？刘挚辈之人臣，晦庵辈之儒生，皆与老妇同心，凡经理两边之机芽亦不许动，哀哉！坏人心，灭天理，真有甚于杨、墨者矣。其如此局何哉！徽宗召上蔡。
徽宗召上蔡，聘龟山，即知其为亡国之君矣；高宗相秦桧，用游定夫、胡康侯于要地，如出一辙，谁知其谬哉？蔡京谋取皇阝、鄯，费四千万缗。
蔡京谋取皇阝、鄯，费四千万缗，何特笔标记也？朱门所恶也。蔡相之取皇阝、鄯，以其地自汉、唐来久为中国地也，以其为夏人肩臂也。复中国之地，断敌人之臂，大义也，大略也；即时势不宜，举措不当，总之为取人地而费也，而朱子恶之，必着其縻费之罪。宋家韩、马诸相，以至于亡，岁币两虏，正额一百二十五万五千；加以庆吊、聘问、输供，且贿赂其近幸权要，见诸野史遗文，辄言「更十余倍」，且岁岁遗之，此何名乎？何啻千百倍乎？朱子何不特笔标出也？
是又轻侮鹏举，尊称秦桧之比例也。
钦宗无刚健勇决之操，纔说着用兵，便恐惧。宋家君臣、道学、史官通病也，只道学还时而说体面话耳。广问：「汉、唐来惟本朝臣下最难做事，故议论胜而功名少。」曰：「议论胜亦自仁庙，熙、丰耳；若太祖时亦不过论当时欲行之事耳，无许多闲言语也。」艺祖立国，已非做事之君。至后世又添出道学、文人两派，不能做一事，专能阻人做。言及靖康之祸，曰：庆历、元佑间只是共相扶持，不敢做事，不敢动，被人侮也只忍受，不敢与较，方得天下稍宁；
积而至于靖康，一旦所为如此，安得不乱？呜呼！宋室之亡是庆历、元佑诸公养成乎，是熙、丰绍圣酿成乎？胡明仲召至扬州，久之未得对。忽夜闻人次第去了，便叫仆籴米数斗造饭裹囊，夜出候城门。见数骑出，谓上也。后得舟渡江，见一人拥毡坐石上，乃上也。观杨龟山应聘至汴京，毫无补救，胡明仲应召至扬州，只同一走，则儒生分毫无本领可见，有国者宜鉴矣。试想当时朝廷倏忽一散，百官、士、庶全无一人济急扶危，为天下主而孑然拥毡石上，皆道学、文人之贻祸也。
莫道二帝、三王之世不如此，汉、唐必亦不然，有国者可不思变计哉？
楼寅亮太上朝入文字云「乞立太祖后承大统」。太上喜，遂用楼为察院。天生楼寅亮发此公论，高宗欣然从之，亦一线天理明彻处。赵丞相发回跸临安之议，一坐定着，竟不能动。自今观之，为大可恨。恨赵公，亦是朱子识见到处，仆亦不掩其长。岳飞励兵鄂渚，有旨「令移镇江陵」。飞会诸将与谋，皆以为可，独任士安不应，飞颇怒之。任曰：「这里已自成规摹，可以阻险而守，若往江陵，则失长江之利。」飞遂与申奏，乞止留军鄂渚。「颇怒之」，「遂申奏」，即如汉高之趣刻印，趣销印，何害哉？
祗见英雄之无我耳。张戒见高宗，高宗问：「几时得见中原？」戒对曰：「古人居安思危，陛下居危思安。」陈同甫极爱此对。谁不爱此对，只宋家老头巾不爱耳，伤哉！读宋史，可哭。岳飞面奏，虏人欲立钦宗子来南京，以变南人耳目，乞皇子出阁以定民心。高宗云：「此事非卿所当预。」时有参议姓王者见飞呈札子，手震。鹏举看透赵构不足与复雠，或闻皇子资性过人，故乘闻金人欲立钦宗子之谋，而请皇子出阁，以定人心。此宋朝兴衰大关也，实与构心冰炭矣，杀公之心，已伏于此。
直曰「此事非卿所当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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