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而况于文词之艺乎哉？故曰‘通乎昼夜之道而知’，语知至也。昔有求工画者，不在乎吮笔含墨，而在于解衣磅薄以坐之人，惟能忘于画而后画始工耳。今者则何以异于是？世之所谓头巾者，皆泥于良知之迹而未得其精、滞而未化者也。先师之集传于人久矣，子试取而读之，果有头巾气否乎？然则子之惑可以解矣。苟欲致知而务文词之工，是犹以隋珠而弹雀，亦末也已。是集凡若干卷，诸体裒然咸备，子既已志于根本，亦将以为枝叶而忘之矣。不然，是固词章之雄也，而可少乎？
”因书以畀之，且以徵子辨志之学。
《国琛集》序
《国琛集》者，予同年一庵唐子所纪开国以来人才之盛，集之以为世宝者也。集凡四科，盖取鲁论圣人、君子、善人、有恒之义，不以时，不以类，不以品，小大偏全，错而陈之，各擅其所美。其要主于发明此学，以蓄德而广才，固非病于方人也。
夫学，心学也，人心之灵，变动周流。寂而能感，未尝不通也；虚而能照，未尝不明也。此千圣以来相传之宝藏，人人之所同有，惟蔽于私而始失之。学也者，学去其蔽而已矣，非有加也。夫心之通明谓之圣，圣人者，生而知之，学之的也。君子以修言，善人以质言，有恒以基言，皆学而知之者也。而惟有恒，则可以进于善人君子而入于圣，小者大，偏者全。唐子所谓斯四科者，不于文，不于行，皆自其心论之，非其心则弗取也。隆杀宾主之义存乎本述，愿学之意存乎注脚，譬草蛇灰线，而生气行乎其间，在明眼者取而观之。
此纪集之本意也。
粤自明兴以来，学术渐著，肇于薛敬轩，沿于吴康斋、胡敬斋，而阐于陈白沙。敬轩以行修，康斋以悟入，敬斋祖薛而得证于吴，白沙宗吴而尤主于自得。学将有所归矣！延绵衍溢，至于阳明夫子，首提良知之旨，示之学的，而后灿然大明。国将兴，必有兆以开其先，盖徵之也。此千古血脉流行生化之机，不以意测，不以识求。以此畜德则德日新，以此广业则业日富，转移人心之要，纲维治化之原，学之大全也。
夫自良知之说流传海内，人孰不闻，然能实致其知者有几？唐子欲以讨真心为刺贽，真心孰从而讨之？夫真心者，言乎有恒之心。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。吾人果能持有恒之心，究夫虚寂流行之机以求其所入，而不以意识参乎其间，圣学庶有赖也已。若曰执权衡以较轻重，而以方人病之，浅浅乎知唐子矣。茫茫太虚，孤悬一掬，其谁幸以助予？此唐子苦心，故叙而终焉。
《山阴县核田平赋岁计》序
治邑犹治家，邑之有宰犹家之有主也。治家以利田为本，治邑以民事为本。事莫先于经界，核田平赋以制其用。经界之事也，如理一家之政，稽其为田几何、为赋几何，量其经费之用几何。既立为恒产矣，家之先有善法可仍者，从而守之，家之四邻有善法可因者，从而证之。或饬其所已废，或增其所未备，求其有益于家政而已。是非舍己利物、笃于一体之念，能若是乎？予于方湖杨侯重有感焉。
侯以进士文学起家，出，宰吾邑二年于兹，禔身范物，善政日加于民，宏才远识，百职就兴。而其所缵田赋岁计之法，审度精详，公好恶之施，明利害之原，求其有利于民而不必出于己，尤足以见仁人之用心，可以垂之永久而勿替。所谓其事虽述，其功有倍于作者，非欤！侯欲锓梓以传将来，属予为之记。记曰：
古之善制田赋者，必因土之瘠沃、田之高下以定其田赋之重轻，田制不明，则赋法不公。二者无纪而能使国用之裕、民生之厚，不至于交受其病者，世无是理也。考之《禹贡》，土辨五色，田别三错，赋因三等。周礼大司徒以土宜之法，辨十有二土之名物，以任土事与夫定民地而登民赋之制，上之所以取乎下、下之所以供乎上，一是皆以田赋为则，而制用之法所由出焉。是非治邑之要务也哉？
扬州之田，下上上错，山阴属扬州分野，田赋之制，汉以前无可考。自马臻开鉴湖而利始兴，所谓三百里之湖灌九千顷田是也。唐宋以来，兴废不常，利害亦异，裁成补缉，随时以为益损，要不失古人立法之意而已。国初建制，沿唐宋之旧，上稽虞周，田赋皆有定额。原田六千五顷三百六十亩有奇，原米八万二千七百石有奇。制有官民，田有肥瘠，兼之湖职学站免附新涨开垦，名数庞杂，通计一百一十六则。则因田而立，赋因则而定，徭役里甲之需，皆视此以为准。
当是时，厉禁甚严，人不敢犯，其法未尝不善也。历界以来，法久禁弛，奸诡日生，那移欺隐脱漏飞法之弊，殆且百端。或以官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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