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，不得已教之静坐，谴思息缘，使精神渐知向里，窥见本来虚寂之体，而后道可几也。吾党肯从静中摄养，收其放心，从事于德性之学，未必非入道之因、对病之药也。”
性命合一说
性与命本来是一。孟子论性，盖本于《系辞》继善成性之说。“继之者善”是天命流行；“成之者性”，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，才有性之可名，即已属在气，非性之本然矣。性是心之生理，性善之端，须从发上始见。恻隐、羞恶之心，即是气，无气则亦无性之可名矣。凡圣贤立言，皆为救世而发。春秋之时，性学不明，世人以欲动处为性，故孔子提出天命之性以示人，所谓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”，以欲为性，即非自然之生理矣。战国之时，告子以食色为性，以诿于所遇为命。
故孟子从性命重处立法以示人，正是性命合一之宗。世儒分属气质义理，便非合一之谓矣。甘食说色，人之所欲是性。然却有个自然天则在。若一向任了欲去，不成世界，立命所以尽性，故曰“有命焉”，论性而不及命，君子不谓之性也。仁于父子，天合自然是命，然父子天性所当亲，若一向诿于自然，也不成世界，尽性正所以至命也。故曰“有性焉”，论命而不及性，君子不谓之命也。告子认欲为性，以甘食悦色为生理而甘之悦之，昧了天则之自然，便是不知命。
诿命于遇，以白与长为自然而白之长之，昧了本心之生理，便是不知性。一则推夫天理之自然，一则本诸自然之生理，使人从重处用力，以归于合一之宗，此是孟子立法最善形容处。非性待命补、命待性救，故欲分而二之也。
孟子告子之学
千古圣人之学只是个不动心，学者只是个不动心，舍不动心之外，无学也。然不动心之道有二：有自得而不动者，有强制而不动者。差若毫厘，其谬乃至千里，此古今学术大界头处，不可以不辨也。告子曰：“性无善无不善”，告子认得性是心之生理，心是无善无不善的，终身行持只是保护此心使之不动，“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；不得于心，勿求于气”四句，是告子不动心之底本。由前言之，是外境使不入；由后言之，是内境使不出。强制此心，使之不动。
不出不入是后世禅定之学，亦是圣门别派。后儒以为冥然悍然，岂足以服告子之心？若孟子，乃是自得之学，不待强制而自能不动，曾子所传孔门家法也。
“志气之帅，气体之充，志至焉，气次焉”，“次”是左次之“次”，非相次之“次”。志之所至，气亦至焉，一也，故曰“持其志，无暴其气”，“无暴其气”正是持志功夫，本盛大流。“勿求于气”是将气来淤塞，不使畅达，故谓之暴。志与气原未尝二也。
“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”，“以直”即坤六二“直方大”之旨。乾以理言，坤以气言，理是气之主宰，气是理之运用。坤所以顺承乾施，地所以顺承天施，妻所以顺承夫施。乾体刚而用柔，坤体柔而用刚，刚柔相易，体用一原、乾坤一道也。塞于天地之间只是复得他直方大体段，非有加也。
“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”，“义”是心之制，“道”是心之通，所谓理也。“配”如妻配夫之配。心之聪，发窍于耳而能听；心之明，发窍于目而能视。耳目聪明配乎心之聪明，非视听在聪明之用息。故曰：“无是，馁也。”理乘乎气，气承乎理，不可得而离也。
“是集义所生，非义袭而取之也”，“行有不慊于心”是申明集义所生也，“义外”是申明义袭而取也，正所谓毫厘之辨，王伯所由分也。后儒训集义谓事皆合义，正是说了义袭功夫，而集义之旨遂亡。若以一事偶合于义为义袭，告子一生合义，先孟子不动心，岂可以一事指之？告子之学分内分外，气脉不相贯通，入于断灭。若孟子之学，“万物皆备于我”，合内外之道也。告子曰：“彼长而长之，非有长于我”，即所谓义袭也。孟子曰：“长者义乎？
长之者义乎？”即所谓集义也。毫厘之辨，辨诸此而已。
“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”。先师谓“必有事”只是集义，集义只是致良知。着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，不必更说勿忘。无将迎意必之私则自无助之病，不必更说勿助。勿忘勿助只是集义调停火候之节度，若舍却必有事专在勿忘勿助之间求个正当处，先师煮空铛之喻可以自悟矣！
告子不得于言，而曰“我知言”，告子不得于气，而曰“我善养浩然之气”，知言养气虽是孟子所长，亦因告子之病故发此药以救之。告子之病在于义袭助长，所谓对病之药、有为之言。若知致良知之学，时时求慊于心，安有不得于心之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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