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減錢十五，繇揚州距河陰鬥米費錢百二十。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，每船受千斛，十船為綱，每綱三百人，篙工五十，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，鬥米減錢九十。江船不入汴，汴船不入河，河船不入渭，江南之運積揚州，汴河之運積河陰，河船之運積渭口，渭船之運入太倉，歲轉粟百一十萬石，無升鬥溺者。
臣按：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，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，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，而所用傭錢皆以鹽利，非若今役食糧之軍、多加兌以為費也。今米石加兌五六，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鬥，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多一升半，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，及出運又有行糧之給，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，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，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，而舟船之費不與焉。
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，每船受千斛，十船為一綱，每綱三百人，篙工五十人，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，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，一船載米三百石，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，其人少五十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。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，綱米所以耗損、運卒所以困斃者，坐此故也。史謂晏“歲轉運粟百一十萬，無鬥升溺”，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，其所行漕乃大江、大河而又隨處轉運，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渠者，何以能無溺哉？
況今加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，官軍賠償，舉債鬻產無有巳時，所以然者，政坐剝淺之費廣、挨次之日多，不幸而沉溺，顆粒無餘也。為今之計，宜如劉晏之法，所運之米皆以囊盛，遇河淺澀暫舁岸上，過淺而複舁歸舟，或分載小舟以過淺，亦有包封不致散失，不幸而沉溺，撈而出之不致全失，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。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，夫既實滿艎中，宜加之艎板之上，護以竹簟、葦席以蔽雨水，其後船毀再造，量加大之可也。然則米皆用囊，如費將益多何？
失囊以布為之，可用數年，有山處可用竹篾，近江處可用蒲葦，其所費比所散失亦為省矣。
德宗貞元初，關輔宿兵米鬥千錢，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，禁中不能釀酒，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，江淮米不至，六軍脫巾於道，上憂之。會韓滉運米至陝，上喜謂太子曰：“米已至陝，吾父子得生矣。”置酒相慶。
臣按：人君之處國亦當如富民之處家，有富人焉而城居，負郭無半畝田，而惟遠外之是資，其無遠圖可知矣。一旦為道梗所隔，將何以度日哉？是以人君於豐足之時，恒為閼絕之慮，撙節用度，必使有餘而於畿甸之間，墾田務農，不顓顓待哺於遠漕也。唐德宗事可鑒也已，當是時也，上用且乏，六軍、百姓又何賴焉？
周世宗謂侍臣曰：“轉輸之物，向來皆給鬥耗，自漢（謂北漢）以來不與支破，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，況路所般豈無損失？今後每石宜與耗一鬥。”
胡寅曰：“觀世宗此言，則知晉漢間取耗未嚐為耗用，直多取以實倉廩耳，世宗予之善矣。”
臣按：國家處事必須詳察事理，曲盡物情，一事之行必思其弊之所必至，一物之用必思其患之所由來。況於轉輸糧斛，載以舟車，經涉艱險，積以歲月之久，行於道路之間，霖雨風波、水火盜賊不能保其必無，立法以防奸不可不嚴，而體情以寬下亦不可不盡，是以積糧者自唐明宗始給鼠雀耗，而運糧者亦給鬥耗，用是故也。既名為耗，而官又取之，甚者計算俾其償焉，是何理也。
以上論漕挽之宜（上）
卷三四
▲漕挽之宜（下）
宋定都于汴，漕运之法分为四路，江南、淮南、浙东西、荆河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，陕西之粟自三门、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，陈、蔡之粟自闵河（即惠民河）、蔡河入汴至京师，京东之粟历曹、济及郓入五丈渠至京师，四河惟汴最重。
臣按：汉唐建都于关中，汉漕仰于山东，唐漕仰于江淮，其运道所经止于河、渭一路，宋都汴梁，四冲八达之地，故其运道所至凡四路。
宋朝岁漕东南米麦六百万斛，漕运以储积为本，故置三转般仓于真（今仪真）、楚（今淮安）、泗（今泗州）三州，以发运官董之。江南之船输米至三仓卸纳，即载官盐以归，舟还其郡、卒还其家，汴船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，往来折运无复留滞，而三仓常有数年之储。
臣按：昔人谓宋人以东南六路之粟载于真、泗、楚转般之仓，江船之入至此而止，无留滞也，汴船之出至此而发，无覆溺也，江船不入汴，汴船不入江，岂非良法欤？臣窃以谓，宋人都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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