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进言曰：“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，北极辽东，南滨青、齐，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，淤为沃壤，用浙人之法，筑堤捍水为田，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，分受以地，官定其畔以为限，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，为万夫之长，千夫、百夫亦如之，察其惰者而易之。三年后视其成，以地之高下定额，以次渐征之，五年有积蓄，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，十年不废，得以世袭如军官之法。”
臣按：虞集此策在当时不曾行，及其末世也，海运不至而国用不给，谋国者思集之言，于是乎有海口万户之设，大略宗之，每年亦得数十万石以助国用，吁，亦已晚矣。今国家都于燕，京师之东皆濒大海，烟火数千里而居民稠密，当此全安极盛之时，正是居安思危之日，乞将虞集此策敕下廷臣计议，特委有心计大臣循行沿海一带，专任其事，仍令先行闽、浙滨海州郡筑堤捍海去处，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来，从行相视可否，讲求利害，处置既定，然后召募丁夫，随宜相势，分疆定畔，因其多少授以官职，一如虞集之策。
虽然天下之事建议者思之非不周，而执事者行之未必力，方集议之时，说者固已谓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而不可为，其事遂寝，及至于不得已之际方用其策，然几会已失，事势巳去不可为矣。呜呼，岂非后世永鉴哉。臣尝闻闽浙人言，大凡濒海之地多咸卤，必得河水以荡涤之，然后可以成田，故为海田者必筑堤岸以阑咸水之入疏，沟渠以导淡水之来，然后田可耕也。
臣于东京一带海涯虽未及行，而尝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，观其入海之水，最大之处无如直沽，然其直泻入海，灌溉不多，请于将尽之地依《禹贡》逆河法，截断河流，横开长河一带，收其流而分其水，然后于沮洳尽处筑为长堤，随处各为水门以司启闭，外以截咸水俾其不得入，内以泄淡水俾其不至漫，如此，则田可成矣。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，皆依此法行之，则沿海数千里无非良田，非独民资其食，而官亦赖其用，如此，则国家坐享富盛，远近皆有所资。
譬则富民之家，东南之运其别业所出也，滨海之收其负郭所获也，其为国家利益夫岂细哉？由是而可以宽东南之民，由是而可以壮西北之势，虞集之言不见用于当时而得行于今日，集虽死不死矣。
至正十二年，丞相托克托言：“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种，岁可收粟麦百万余石，不烦海运，京师足食。”从之，于是西自西山，南至保定、河间，北抵檀（今密云县）、顺（今顺义县），东至迁民镇，凡系官地及原管各处屯田，悉从分司农司立法，佃种合用工价、牛具、农器、谷种给钞五百万锭。命乌兰哈达、乌克逊良祯并为大司农卿，又于江南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一千名，为农师，降空名添设职事，敕牒十二道，募农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、二百名正八品、三百名从七品，就令管领所募之人，所募农夫每名给钞十锭，由是岁乃大稔。
臣按：今京畿之地可为稻田者甚多，官民之家固有耕获之者矣，诚能因其所耕而推及其所未耕，使其皆尽人力、广地利，而又因而为之召募劝相，斟酌元人之制而略仿以行之，其于国计不无少助。
以上屯营之田。臣按：自三代以来未有建都于幽燕者，辽金以来始相承为都会，逮于我朝，宅中图大承上天之新命，立向明之洪基，体宸极之尊居，受四方之环拱，始于此建极图治焉。六宫百六军万姓毕聚于斯，所费有不赀焉者，岁计何啻亿万，矧又幅员之广有汉唐所无者，沿边建阃，屯兵列戍，率资远以给近，取外以足内，调乎中以实之边，聚积固难而输，将亦有不易焉者。民之租赋有限，国之用度无穷，苟非于岁计常赋之外别有所经营，而欲其优裕丰瞻，难矣。
是以自古善计国者恒取足于有余之地力而不敢伤易失之民心，此屯营之田所由起也。今天下无田不税而吾求无税之地而耕之，无农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，无兵不战而吾乘不战之时而用之，内以实京师于常数之外，外以实边储于常用之余，臣故于“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”之下首举“贡赋之常”，而以“屯营之田”终焉，以见国用所出虽非一途而田为之本，用人之力，尽地之利，因天之时，治国平天下之要道不出此矣。或人问于朱熹曰：“《大学》论治国平天下而言财利，何也？
”熹答曰：“天下所以不平者，皆因此。”伏惟九重清燕时，留心于天下之大本，义以制天下之利，天下不足平矣。臣不胜惓惓。
卷三六
△明礼乐
▲总论礼乐之道（上）
《舜典》：同律度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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