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开元中释奠用宫架之乐,宋朝上丁释奠设登歌之乐,不用轩架而用判架,不施于堂下而施于堂上,于其庭又不设舞焉。有歌而无舞,非古人习舞合乐之意矣。”
臣按:本朝释奠孔子用登歌,堂上、堂下之乐咸备。初用六佾舞,成化中以侍郎周洪谟言加八佾云。
神宗元丰七年,以孟子同颜子配食宣圣,荀况、扬雄、韩愈并从祀。
臣按: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。自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祀之后,至是始以荀况三人者增入从祀。徽宗崇宁四年,从司业蒋静请文宣王用冕十二旒、服九章。
臣按:此宣圣用天子冕旒之始。大观二年,诏跻子思从祀。四年,诏先圣庙用戟二十四,文宣王执镇圭,并用王者之制。
理宗淳祐元年,加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封爵,与朱熹并从祀孔子庙庭。臣按:此周、程、张、朱从祀之始。景定二年,加张栻、吕祖谦伯爵,从祀孔子。
度宗咸淳三年,以颜回、曾参、孔酺、孟轲并祀孔子,升颛孙师于十哲列,邵雍、司马光于从祀。臣按:此颜、鲁、思、孟配享之始。元成宗大德十一年,制加孔子号曰大成。
臣按:自古谥号必加以实字,未有用譬喻之语者,成之言出于《尚书》,大成之言出于《孟子》。成者乐之一终也,孟子以乐之始终兼圣智之全,譬喻孔子之圣兼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之清、之任、之和而时出之,盖假设之辞,非真实之德也。加此二字于至圣文宣王之上,固于圣德无所增益也。
仁宗皇庆二年,以许衡从祀孔子。
文宗至顺元年,加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、曾参郕国宗圣公、孔汲沂国述圣公、孟轲邹国亚圣公。是年,又加孔子父母封爵。始以董仲舒从祀孔子。
洪迈曰:“自唐以来,相传以孔门高弟颜渊至子夏为十哲,坐祀于庙堂之上。其后升颜子配享,则进曾子于堂,居子夏之次以补其阙。然颜子之父路、曾子之父点乃在庑下从祀之列,子处父上,神灵有知,何以自安?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,正谓是也。”
姚燧曰:“江之左进曾子、子思并颜、孟,别跻子张于曾子之旧,由孟子而视子思师也,由子思而视曾子又师也。子思,孔子孙也,弟子于师、孙于祖坐而语道者有之,非可并南面。燧知四子已避让于冥冥中,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,况又祀无繇、点、鲤于庭,其失在于崇子而抑父。夫为是学宫,将以明人伦于天下而倒施错置于数筵之地,如此奚以为训?”
臣按:熊禾谓宜别设一室以齐国公叔梁纥居中南面,颜路、曾飐、孔鲤、孟孙氏侑食西向,春秋二祀当先圣酌献之时,以齿德之尊者为分献官行礼于齐国之前,其配位亦如之,如此,则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。然臣以为今天下州县皆有祭,处处皆设,恐至于烦渎。说者谓泗水侯孔林自有庙,曲阜侯宜祀于其子颜子之庙而以颜子配;莱芜侯无后,今嘉祥有曾子墓,当有祠,宜于此祀莱芜侯而以曾子配;否则特立一庙于曲阜,特祀三子而以颜子、曾子、子思配。
熊禾谓有王者作礼当损益,祀不可渎也,姑志于此。
国朝洪武三年十一月,礼部更定释奠孔子祭器礼物,正位犊一、羊一、豕一,笾豆各十,登一、醾一,簠簋各二,酒尊三、爵三。初,孔子之祀像设高座而器物陈于座下,弗称其仪其来已久,至是定拟,各为高案,其豆笾、簠簋悉代以磁器。
臣按:宋苏轼谓古者坐于席,故笾豆之长短适与人均,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,使鬼神不飨则不可知,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。由是观之,则孔子庙自唐设塑像以来已如此,历宋至元未之有改,至是圣祖始正之云。臣尝因是而论之,古今异时,制度不一,用古者则当纯于用古,必欲从今之宜则当参酌古制而以义起,必合于人情,宜于时俗,斯得古人制礼从宜之意矣。古者席地而坐,故俎豆置于豆间之地斯为宜矣,今既塑为高像而坐于倚榻之间,而所谓俎豆者仍置于地,此苏氏所以有匍匐就食之讥也。
然既为今人之座则当用今人之案,既用今人之案则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?且古者祭祀几筵在西、神皆东向,汉帝幸鲁祠,帝升庙西面再拜,唐《开元礼》亦谓先圣东向、先师南向,三献官皆西向,犹有古意。自尊孔子为王之后始改从南面而配位则西向,献官序立东庑之前而行礼,执事者升降必由东阶,以神道尚右,西乃迎送神之所,避右不敢当尊故也。
宋人以颜、孟配享,俱列在圣像之东,其后因王安石配享,乃以坐对颜子,西坐东向,其后革去安石从祀,增入曾子、子思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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