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礼，而乙科举人多不屑就，乃取岁贡之士为之，徒取充位而已，所谓教法者荡然矣。臣窃以为，国家要务莫急于储贤，储贤必先于教养，所以代君以施教养者师儒之职也，其任若轻而实重。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选，假如一府并其州共有十学，该设教官三十五员，不分教训职名，一郡所选教官苟足以分摄各学，不必备员，朝廷既遴选其人不肯轻授，人得之以为难，自然贵重，官既不多，所以供亿者稍足而彼亦不厌其禄薄矣。
仍敕有司申明宪纲，以礼待之，坐以听讲，不行跪礼，违者坐以风宪失职之罪，如此，则教官得人，教官得人则生徒充业，而国家有得人之效，所以成世务、寿国脉，此其基也。
元丰二年，颁学令，太学置八十斋，斋容三十人，外舍生二千人、内舍生三百人、上舍生百人，总二千四百。月一私试、岁一公试补内舍生，间岁一舍试补上舍生，封弥、誊录如贡举法，而上舍试则学官不与考较。公试外舍生入第一、第二等参以所书行艺，与籍者升内舍，内舍试入优平二等参以行义升上舍，上舍分三等，俱优为上、一优一平为中、俱平若一优一否为下。上等命以官，中等免礼部试，下等免解。
马端临曰：“古人所谓中年考较、九年大成者，进德修业之事也。至汉人之补博士弟子员，则只限以通一经而后授之官，唐人之法尚仿佛如此。至宋熙丰后立三舍之法，则不过试之以浮靡之文而诱之以利禄之途，然明经必至于通一艺，试文而必至于历三舍，皆非旦暮可就，故国家虽未尝严其法制、稽其去留而为士者内耻于习业之未精、外诱于荣途之可慕，其坐学之日自不容不久。”
臣按：大学之教，所以聚天下贤才使之讲明经史，切磋琢磨以成就其器业，以为天下国家之用，非颛颛以计岁月、较高下以为仕进之途也。三代之制，比年入学，中年考较，必至于七年而小成，九年而大成，然后用之。月书季考，程颐尚以为教之使争，夫何士子尚在学校之中，遽已立为升进之法，比之私试，等第其文，其为争也尤大焉，是岂三代明伦之教、古人大学之法哉？本朝洪武十六年定生员三等高下，凡通四书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堂，一年半之上文理条畅者升修道诚心堂，一年半之上经史兼通、文理俱优者升率性堂。
升率性堂者方许积分，积分之法，孟月试本经义，仲月试论及内科诏诰章表一，季月试史策及判语二，每试文理俱优与一分，理优文劣者与半分，文理纰缪者无分，岁内积至八分者为及格，与出身，不及分者仍坐堂肆业，一如科举之制。其后此制不用，监生惟计年月先后拨出六部诸司，历事三阅月，所司考其勤谨，奏送吏部附选，挨次取用，外此又有写本写诰者，就中选能书者充，此大学出身之资格也。
方其在学校时，每月之中会讲背书皆有定日，每季一试惟第高下以为激劝之方，而于出身无所关预，又轮差于内外诸司，俾其习为政事，半年回学，昼则趣事于各司，夕则归宿于斋舍，优游之以岁月，琢磨之以义理，约束之以规法，廪食学校则俾其习经史，历肄各司则俾其习政法，遇大比科许其就试，其为教法可谓本末兼举矣。近年以来，为边事起之，故建议者欲存省京储以备急用，始为依亲之例，教法稍变祖宗之旧，今疆埸无事，储蓄日充，请敕所司申明旧法，以复祖宗养士之旧。
高宗绍兴八年，叶林上言：“光武起于河朔，五年而建太学；元帝兴于江左，一年而建太学。光武十分天下有其四，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，然二君急于教养，未尝以恢复馈饷为解。今中兴国祚，驻跸东南，百司庶府经营略备，若起太学，计官吏、生徒之费不过一观察使之月俸，愿谋之大臣，咨之宿学，亟复盛典，以昌文治。”
臣按：太学之设，教养生徒以为国家之用，其所关系至重，张载有言，人才出，国将昌，子孙才族将大。国家之有贤才犹人家之有子孙也，所以培养之者，乌可以不加之意哉？祖宗养贤之制，视前代为盛，各门设宣课司以收商税，尽以为供给士子之费，设典簿以掌钱粮，设掌馔以司饮食。其膳夫三更五点不起，有误会馔，责罚三罚，处以极刑；监丞、典簿、掌馔管吏不严，重加责罚。呜呼，圣祖草创之初，事多未备，其所以廪养多士者已如此其周密，况列圣相承，承平日久，顾所以养士者反不如草创之初，可乎？
臣请申明祖宗旧制，复会馔以养太学之士，是亦圣孝继志述事之大节也。
程颢言于朝曰：“治天下以正风俗、得贤才为本，宜先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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