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熹曰:“志者心之所之之谓,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,知此而心必之焉,则所适者正而无他岐之惑矣。据者执守之意,德则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,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,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。依者不违之谓,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,工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,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。游者玩物适情之谓,艺则礼、乐之文,射、御、书、数之法,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,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,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。
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,盖学莫先于立志,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,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,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,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。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、轻重之伦焉,则本末兼该,内外交养,日用之间无少间隙而涵泳从容,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。”
子曰:“不愤不启,不悱不发,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。”
程颐曰:“愤、悱,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。待其诚至而后告之,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。”又曰:“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能坚固,待其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。”
朱熹曰:“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,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,启谓开其意,发谓达其辞。物之有四隅者,举一可知其三。反者,还以相证之义。复,再告也。上章已言圣人诲人不倦之意,因并记此,欲学者勉于用力以为受教之地也。”
子以四教,文、行、忠、信。程颐曰:“教人以学文修行而存忠信也。忠信,本也。”
金履祥曰:“文、行、忠、信,此夫子教人先后浅深之序也。文者《诗》《书》六艺之文,所以考圣贤之成法、识事理之当然,盖先教以知之也。知而后能行,知之固将以行之也,故进之于行。既知之又能行之矣,然存心之未实,则知或务于夸博而行或出于矫伪,安保其久而不变,故又进之以忠、信。忠、信皆实也,分而言之则忠发于心而信周于外。程子谓发己自尽为忠,循物无违谓信,天下固有存心忠实而于事物未能尽循而无违者,故又以信终之。至于信,则事事皆得其实而用无不当矣。
此夫子教人先后、浅深之序有四节也。”
子曰:“后生可畏,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?四十五十而无闻焉,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
朱熹曰:“孔子言后生年富力强,足以积学而有待,其势可畏,安知其将来不如我之今日乎?然或不能自勉,至于老而无闻,则不足畏矣。言此以警人,使及时勉学也。曾子曰‘五十而不以善闻则不闻矣’,盖述此意。”
张栻曰:“后生可畏,以其进之不可量也。然苟至四十、五十于道无所闻,则其不能激昂自进可知,因循至是则无足畏者矣。辞气抑扬之间,学者所宜深味也。虽然有至于四十、五十而知好学,如《中庸》所谓困知勉行者,圣人犹有望焉,若后生虽有美质而悠悠岁月,则夫所谓四十、五十将转盼而至,可不惧哉。”
子曰:“古之学者为己,今之学者为人。”程颐曰:“为己,欲得之于己也;为人,欲见知于人也。”
朱熹曰:“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,其说多矣,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,于此明辨而日省之,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。”又曰:“大抵以学者而视天下之事以为己事之所当然而为之,则虽甲兵、钱谷、笾豆有司之事皆为己也,以其可以求知于世而为之,则虽割股庐墓、敝车羸马亦为人耳。”
《学古箴》曰:“相告先民,学以为己,今也不然,为人而已。为己之学,先成其身,君臣之义,父子之仁,聚辨居行,无怠无忽,至足之余,泽及万物。为人之学,烨然春华,诵数是力,纂组是夸,结驷怀金,煌煌炜炜,世俗之荣,君子之鄙。惟是二者,其端则微,眇绵弗察,胡越其归。”
臣按:所引《论语》孔子之言,凡其所言以示学者皆所以为教也,学者本之以为学,教者本之以为教,圣贤同归矣。
子夏曰:“百工居肆(谓官府造作之处)以成其事,君子学以致(极也)其道。”
朱熹曰:“工不居肆则迁于异物而业不精,君子不学则夺于外诱而志不笃。尹氏曰:‘学所以致其道也,百工居肆必务成其事,君子之于学可不知所务哉?’二说相须,其义始备。”
臣按:百工居肆方能成其事,君子学方可以致其道,然今之士子群然居学校中,博弈、饮酒,议论州县长短、官政得失,其稍循理者亦惟饱食安闲以度岁月,毕竟成何事哉?惟积日待时以需次出身而已。其有向学者亦多不务正学而学为异端小术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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