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臣以富贵豢其身，为下者不知尽忠以启上之敬，为上者不复致敬以来下之忠，两相乖贰不相亲信，如此，则大臣不得治其事，嬖宠之小臣相与亲比，而大臣之柄反为所移夺矣。是故人君于大臣必加敬焉，而不可轻以其系国之治忽而民所瞻望以为仪表者也；于迩臣必致慎焉，而不可忽以其系君之好恶而民之所由以为道路者也。敬之则大臣得以治其事，慎之则迩臣不至于相比昵矣。不以小臣谋大臣，则大臣不至于怨乎；不以不使远臣间近臣，则近臣不至于疾视其上。
不使左右宠幸之臣图谋四方宣力之士，则远臣之贤不为近臣所壅蔽矣。先儒谓小谋大、远言近、内图外三者，任臣之大害也。臣窃以谓，远言近者百一二，小谋大者什三四，内图外者什八九，人君任人之际诚能亲信大臣而敬之，审择迩臣而慎之，则股肱得其人而耳目不为人所蔽矣。呜呼，可不念哉！
以上论总论任官之道△定职官之品《舜典》：帝曰：“咨，汝二十有二人。钦哉，惟时亮天功。”
朱熹曰：“二十二人，四岳、九官、十二牧也。《周官》言内有百揆、四岳，外有州牧、侯伯，盖百揆者所以统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统十二牧也。”
臣按：天下之大非止一方也，而统宗会元于国都之中、朝廷之上，必君总治于上，臣分治于下，然后事有统纪，民有依归，而天下平定焉。然君一人而已，所统之地非一所也，所治之民非一人也，所行之事非一类也，必欲事理民安而无一处不到焉，非立官以分理之不能得也。自唐虞之世已设官二十有二人以分理天下，内焉有九官而总之于百揆，外焉有十二牧而总之于四岳。舜之咨命，其于九官人各为之辞，随其职而致其戒勉之意，其于十二牧也则人共为一辞，其所分牧虽有不同而所以命之为民之意则无不同也。
大抵天立君以为之子，君立官以为之臣，无非为乎斯民而已。盖天生蒸民不能以自治而付之君，君承天命不能以独理而寄之臣，则是臣所治者君之事，君所治者天之事也。帝舜于受终告摄之后首询四岳，次咨十有二牧，然后及于百揆、九官者，岂不以百揆、九官所治者事而四岳十二牧所牧者民。凡夫朝廷之间百官庶务，何者而非为民者乎？帝既分命之，又总告之，而要其终于“钦哉，惟时亮天功”之一语，以见臣之事即君之事，君之事即民之事，民之事即天之事也。
我朝内设六部即虞廷之九官，外建十三布政司即虞世之十有二牧，名虽不同而所理之事则一，地虽有异而分牧之意则同，其所以立制度、明纪纲，真可以为万世法者也。
《商书说命》：乃进于王曰：“呜呼，明王奉若（顺也）天道，建邦设都，树后王（天子也）君公（诸侯也），承以大夫师长，不惟逸豫，惟以乱（治也）民。”
蔡沈曰：“明王奉顺天道，建邦设都，立天子、诸侯，承以大夫师长，制为君臣上下之礼，以尊临卑、以下奉上，非为一人逸豫之计而已也，惟欲以治民焉耳。”
熊禾曰：“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设都，树后王君公，承以大夫师长，不惟逸豫，惟以乱民。至哉，斯言千万世为人君者之龟鉴也。桀惟不知此而汤有鸣条之师，纣惟不知此而武有孟津之会。师旷言于晋侯曰：‘天之爱民甚矣，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，以从（纵也）其淫而弃天地之性？’为人君者闻此言可以悚然惧矣。”
臣按：天立乎君，君奉乎天，天固非以一人之故而立其人以为君，人君亦非以其人之故而以之为诸侯、大夫、师长。人君则当奉顺天道，人臣则当承顺君命。天之道在生民，人君之命亦在生民。人君知天之道为生民，立我以为君则必爱天之民，而不肆虐于天之所生者而竭其力、尽其财以为私奉；人臣知君之命为生民，设我以为诸侯、大夫、师长则必恤君之民，而不敢肆毒于君之所付者而竭其力、尽其财以为私用。君则奉乎天而顺之，臣则承乎君而行之，则生民无不得其所者矣。
是则上天所以立君，而明王所以顺天道、定职官以为民者大意盖如此。世之为君臣者，恶可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哉？
《周官》：唐虞稽古，建官惟百。内有百揆、四岳，外有州牧、侯伯。庶政惟和，万国咸宁。夏、商官倍，亦克用乂（治也）。明王立政，不惟其官，惟其人。
蔡沈曰：“百揆、四岳总治于内，州牧、侯伯总治于外，内外相承，体统不紊，故庶政惟和而万国咸安。夏商之时世变事繁，观其会通，制其繁简，官数加倍，亦能用治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，惟其得人而已。”
臣按：此唐、虞、夏、商四代之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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