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彼各是其是而非人之非，非上之人示之以真是而明其所以為非，彼安肯非己之所是而是人之所非哉？武帝即位之初，首舉賢良方正，即得董仲舒之真儒者，仲舒首以是為言而丞相衛綰又以為奏，於是罷黜百家而世之學者因是而知尊孔氏之道，自後建太學、立博士、明經術，使儒者之道大明於天下，一洗秦人之陋，至今儒道盛行、經術大明，皆武帝振作之功、衛綰奏請之績、仲舒發揚之力也。嗚呼！其有功於世道，亦豈細哉？
宣帝甘露三年，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閣，蕭望之等平奏，上親稱製臨決，立梁丘《易》、夏侯《尚書》、穀梁《春秋》博士。
唐太宗貞觀十四年，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《五經正義》，雖包貫異家為詳博，其間不能無繆冗，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，有詔更令裁定。
呂祖謙曰：“傳注之學，漢之諸儒專門名家，以至魏晉、梁、隋全經固失，然鄭玄、王肅之徒其說猶存，猶有可見之美。自孔穎達集眾家之說為《正義》，後之觀經者但知有《正義》而諸儒之說無複存矣。”
臣按：漢宣帝會諸儒於石渠講論五經同異，然惟講議之而已，未有成書也，至唐太宗始命孔穎達會諸儒臣撰《五經正義》，是亦一道德之一端也。蓋道德雖具於人心、出於天命，然不考之聖賢之經傳，安知其不以是為非、以非為是哉？是以自古帝王有誌於三代之治者，莫不以同風俗為務，同風俗者莫不以一道德為先，一道德者苟不質正於聖賢之言，何以知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而施行之哉？雖欲道德之一不可得也，聖賢之言具載經傳，不有以表章而發明之，上之人何以為據，下之人有不信者矣。
是以帝王欲一道德以同風俗，往往留意於經籍而命諸儒考正而會稡之，用以頒布天下，使家傳而人誦之，則凡有是道德者皆知如是則為道德、不如是則非，鹹為道德之歸而風俗醇正而無彼疆此界之殊矣。唐太宗有見於此而命孔穎達以考正六經，而穎達不足以承上意，而所正者多有繆冗，則亦何益之有哉？穎達之學雖有可疵，而太宗之見則超然出乎後世人君之表，可尚也已。
我太祖開國之先，首建學校，未幾詔行科舉，一以五經四書教人取士，士各專一經而兼治四書，太宗又命諸儒輯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》，《易》主程朱、《書》主蔡氏、《詩》主朱氏、《春秋》主胡氏、《禮記》則用陳澔《集說》、四書之訓則一本朱子《集注》《章句》焉。夫五經自漢以來專門名家，各自開戶牖而殊軌轍，或泥於訓詁，或流於讖緯，至於有宋濂、洛、關、閩諸儒者出，然後經旨大明於世，而我列聖又表章之，遂為千古不刊之大典、不易之定論，
是以道德一而無岐轍之差，風俗同而無疆界之別，斯世斯民得以見天地之純全、識聖賢之至理、享帝王之盛治，一何幸歟！
東晉範寧好儒學，性質直，嚐謂王弼、何晏之罪深於桀、紂。或以為貶之太過，寧曰：“王、何滅棄典文，幽沉仁義，遊辭浮說波蕩後生，使縉紳之徒翻然改轍，以至禮壞樂崩，中原傾覆，遺風餘俗至今為患。桀紂縱暴一時，適足以喪身覆國，為後世戒，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？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、曆代之患重，自喪之罪小、迷眾之罪大也。”
臣按：老莊之說，疾世俗之孳孳於利祿而不知所底止，故肆為論說，欲矯而正之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。後之人祖其言以為說，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，故申、韓用之以為慘刻，王、何用之以為浮蕩，申、韓用而嬴秦亡，王、何恣而魏晉滅，此無他，道德不明於天下，立說者各自道德其道德，而用其說者不知其所謂道德之非道德故爾。向使明君在位，而輔其政者有其人，師表立於上，義理明於下，豈有是哉？
宋之時道學大明，其末流之弊乃有假之說以濟其私，一切不事事，上之人從而信之，遂至於議論多而成功少，虛文勝而實效微，一時士大夫其所崇尚者雖邪正與晉人不同，而同歸於亂。嗚呼，人主之好尚可不慎擇而精察之哉。
韓愈曰：“老子之小仁義，非毀之也，其見者小也。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，非天小也，彼以煦煦為仁、孑孑為義，其小之也則宜。其所謂道，道其所道，非吾所謂道也；其所謂德，德其所德，非吾所謂德也。凡吾所謂道德雲者，合仁與義言之也，天下之公言也；老子之所謂道德雲者，去仁與義言之也，一人之私言也。周道衰，孔子沒，火於秦，黃老於漢、佛於晉、魏、梁、隋之間，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，不入於老則入於佛，入於彼必出於此。
”又曰：“古之為民者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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