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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未必至于戮而有可戮之理。噫,为人父母者而不能尽父母之道而为天下之大戮,亦惟于好恶之公与偏而已,可不谨哉。
  孟子曰:“君仁莫不仁,君义莫不义。”
  朱熹曰:“张氏谓此章重出,然上篇主言人臣,当以正君为急;此章直戒人君,义亦小异耳。”
  臣按:此章即君道以明感化之机,盖有尧、舜之君则有尧、舜之民,有桀、纣之君则有桀、纣之民,苟所行者桀、纣之事而求尧、舜之治,无此理也。人君行仁义而下之人逆天悖理以不仁不义应之,天理昭昭亦不之容也,不久旋即沦败,自古及今无不然者,是以人君为治必存仁义之心以行仁义之政。
汉章帝时,马廖上疏曰:“昔元帝罢服官、成帝御浣衣、哀帝去乐府,然而侈费不息至于衰乱者,百姓从行不从言也。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,传曰‘吴王好剑客,百姓多创瘢;楚王好细腰,宫中多饿死’,长安语曰‘城中好高结(与髻同),四方高一尺;城中好广眉,四方且半额;城中好大袖,四方全匹帛。’斯言如戏,有切事实,前下制度未几后稍不行,虽或吏不奉法,良由慢起京师。今陛下素简所安发自圣性,诚令斯事一竟则四海诵德,声薰天地,神明可通,况行令乎?

臣按:廖所谓百姓从行不从言,是诚识治化之体、风化之原者也。是言也,始于成王命君陈曰“违上所命,从厥攸好”,《大学》所谓“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”、《礼记》谓“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”,皆此意也。盖人君一身风化之本原,而京师者又风化始出之地,君人上者诚能正身齐家而不为非礼非义之事,而于京师首善之地于凡事之营为、物之创造有不合于礼、不当于义者,一切禁革而惟古初之是式、礼义之是程,苟有违焉必加以罪并坐其监领之官、制造之工,不但己也。
后世世主其所颁之律令格式非不严而谨也,然而能行之于暂而不能久者何也?上之人既不能率先以身,以故贵近者仿效而先犯之,然后天下从风而靡焉。所谓百姓从行不从言,岂不信哉?
  第五伦又言于章帝曰:“诸王主贵戚骄奢逾制,京师尚然,何以示远?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行,以身教者从,以言教者讼。夫阴阳和岁乃丰,君臣同心化乃成也。”
臣按:第五伦言以身教者从、以言教者讼,是即《大学》所谓“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”者也,是故人君既正身修德、躬行节俭,以身示教为天下先,复立为制度、严为禁令,以戒饬夫妃嫔宗戚之属、左右侍御之臣,内而朝着、近而京邑,使各安其分守,不得越礼逾制,则天下靡然从其化而不敢犯矣。苟徒责人而不责己,限疏而不限亲,禁远而不禁近,耳目所及者则若罔闻知,而于郡县之远、闾里之间乃详为之制、严为之法,则亦虚费文移,徒挂墙壁而已,安能戢其泛泛之心、杜其呶呶之议而革其靡靡之俗哉?
  以上谨好尚以率民
卷八二
  ▲广教化以变俗
  《周书君陈》篇:王曰:“君陈,尔惟弘周公丕训,无依势作威,无倚法以削,宽而有制,从容以和。”
  吕祖谦曰:“周公之训大矣,犹欲弘之者,继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袭为心,其所成必降前人数等,惟奋然开拓,期以光大前业,然后仅能不替,盖造始之与继成,其力量不同也。和中之时,大体固当宽,苟无制则流荡放肆,安能从容以和乎?驯扰调娱于品制之中,游息化养于范围之内,斯其所以和也。”
  蔡沈曰:“君陈何至依势以为威、倚法以侵削者,然势我所有也,法我所用也,喜怒予夺毫发不于人而于己,是私意也非公理也,安得不作威以削乎?君陈之世当宽和之世也,然宽不可一于宽,必宽而有其制;和不可一于和,必从容以和之。”
  臣按:先儒谓周公迁殷顽民于下都,周公亲自监之,周公既没,成王命君陈代周公,此其策命之辞。夫周公之毖殷顽民而君陈继其后,民习之顽犷者至是稍驯扰矣,故成王戒其无以法制以行刻削之政,尚存宽典以布和厚之仁,庶几其从吾之化以变其旧俗也。
  又曰:“尔无忿疾于顽,无求备于一夫。必有忍其乃有济,有容德乃大。简厥修亦简其或不修,进厥良以率其或不良。”
  蔡沈曰:“无忿疾人之所未化,无求备人之所不能忍,言事容、言德。”
  侯甫曰:“无忿疾于顽,有忍者也;无求备于一夫,有容者也。”
  王安石曰:“修谓其职业,良谓其行义。职业有修与不修当简而别之,则人劝功;进行义之良者以率其不良,则人励行。”
  臣按:民之为民有修者亦有不修者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