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。民实瘠矣，君安得肥？呜呼，伍举之言，其所以告于君何其切实而明快也哉？后世所当鉴也。
孟子见梁惠王，王立于沼上，顾鸿雁、麋鹿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。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麀鹿攸伏，麀鹿濯濯，白鸟鹤鹤。王在灵沼，于刃鱼跃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麋鹿、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《汤誓》曰：‘时日害丧，予及女偕亡。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、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
”
朱熹曰：“孟子言文王虽用民力而民反欢乐之，既加以美名而又乐其所有，盖由文王能爱其民，故民乐其乐而文王亦得以享其乐也。又引《汤誓》，桀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，日亡吾乃亡耳。民怨其虐，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：‘此日何时亡乎？若亡则我宁与之俱亡。’盖欲其亡之甚也。孟子引此以明君独乐而不恤其民，则民怨之而不能保其乐也。”
杨时曰：“梁王顾鸿雁、麋鹿以问孟子，孟子因以谓贤者而后乐此，至其论文王、夏桀之所以异则独乐不可也。世之君子，其贤者乎则必语王以忧民而勿为台池、苑囿之观，是拂其欲也；其佞者乎，则必语王以自乐而广其侈心，是纵其欲也。二者皆非能引君以当道，唯孟子之言，常于毫发之间剖悉利善之所在，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。夫如是，其在朝则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。”
张栻曰：“民一也，得其心则子来而乐君之乐，失其心则害丧而亡君之亡，究其本则由夫顺理与徇欲之分而已。人君常怀不敢自乐之心，则足以遏人欲矣；常怀与民偕乐之心，则足以扩天理矣。”
臣按：孟子因梁王之问，而举文王与民偕乐与夏桀结怨奉己二者并言，使其自择焉。与民偕乐者，君既得己之乐而民亦得民之乐，是以吾心休休焉享民之奉己，何乐如之？若夫独乐己之乐者，夺民衣食之资以为之财用，占民耕艺之土以为之台池，己则乐矣，乐而及于鸟兽矣，如民之苦何？苦之不已则怨，怨之不已则叛，则民之所以苦者将移于我，而我之所以乐者将为他人有矣。为人上者盍鉴文王之所以兴，而戒夏桀之所以亡哉。
齐宣王问曰：“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有诸？”孟子对曰：“于传有之。”曰：“若是其大乎？”曰：“民犹以为小也。”曰：“寡人之囿方四十里，民犹以为大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刍荛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，与民同之，民以为小不亦宜乎。臣始至于境，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，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，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，民以为大不亦宜乎。”
朱熹曰：“囿者，蕃育鸟兽之所。古者四时之田皆于农隙以讲武事，然不欲驰务于稼穑场圃之中，故度闲旷之地以为囿，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后也欤。礼，入国而问禁，国外百里为郊，郊外有关。阱，坎地以陷兽者，言陷民于死也。”
张栻曰：“意齐王欲广其囿，谀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，文王岂崇囿如此？盖其蒐田所及，民以为文王之囿耳，以刍、雉得往知其然也。”
臣按：设禁阱民者人欲之私，与民同利者天理之公。一田囿之设而公私、义利于是乎在，天理、人欲于是乎分，为人上者，于凡举措可不谨哉。
汉武帝建元三年，帝使吾丘寿王举籍阿城以南、盩厔以东、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，欲除以为上林苑，属之南山。寿王奏事，武帝大悦称善。时东方朔在旁，进谏曰：“夫南山，天下之阻也。汉兴，去三河之地，止霸、旗以西，都泾、渭之南，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，秦之所以虏西戎、兼山东者也。其山出玉、石、金、银、铜、铁、良材，百工所取给、万民所瑀（古仰字）足也，又有粳、稻、梨、栗、桑、麻、竹箭之饶，土宜姜、芋，水多蛙（即蛙字）、
鱼，贫者得以人给家足，无饥寒之忧，故矰、镐之间号为土膏，其贾亩一金，今规以为苑，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，上乏国家之用，下夺农桑之业，是其不可一也；且盛荆棘之林，广狐菟之苑，大虎狼之虚，坏人冢墓，发人室庐，令幼弱怀土而思、耆老泣涕而悲，是其不可二也；斥而营之，垣而囿之，骑驰东西，车骛南北，有深沟大渠，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，是其不可三也。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畔，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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