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及为收帑（子也），朕甚弗取，其议除收帑诸相坐律令。”
臣按：虞廷罚不及嗣，周室罪人不孥，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，仁暴之心既殊，国祚所以有长短之异也。文帝即位之初即除去秦人之苛刑，汉祚之延几于三代，未必不基于斯。
十三年，下令曰：“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、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，何治之至也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，其咎安在？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？吾甚自愧。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，《诗》曰‘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’，今人有过，教未施而刑已加焉，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（无因）繇至，朕甚怜之。夫刑至断支体、刻肌肤，终身不息（生也），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，岂为民父母之意？其除肉刑，有以易之，及令罪人各以轻重，不亡逃有年而免（其不亡逃者，满其年数免为庶人）。
具为令。”
马端临曰：“古者五刑皆肉刑也，孝文诏谓今有肉刑三而奸不止，注谓黥、劓、斩趾三者，遂以髡钳代黥、笞三百代劓、笞五百代斩趾，独不及宫刑。至景帝元年诏言‘孝文皇帝除宫刑、出美人，重绝人之世也’，则知文帝并宫刑除之。至景帝中元年，赦徒作阳陵者，死罪欲腐者许之，而武帝时李延年、司马迁、张安世、况贺皆坐腐刑，则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后宫刑复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轻者，不常用也。”
臣按：后世以笞棰为刑始此。夫三代以前所谓肉刑者，墨、劓、禬、宫、大辟也，至汉初仅有三焉，黥、劓、斩趾而已。文帝感淳于公少女缇萦之言，始下诏除之，遂以髡钳代黥、笞三百代劓、笞五百代斩趾，自是以来，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断支体、刻肌肤，百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、不绝其类者，文帝之德大矣。
以上论定律令之制（上）
卷一○三
▲定律令之制（下）
景帝中六年，诏曰：“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，朕甚怜之，其减笞三百曰二百、笞二百曰一百，又笞者所以教之也，其定棰令。”
孝武即位，征发频数，百姓贫耗，穷民犯法，酷吏击断，奸轨不胜，于是进张汤、赵禹之属条定法令，作见知故纵、监临部主之法（见知人犯法不举为故纵而所监临部主有罪并连坐），缓深故之罪，急纵出之诛。其后奸猾巧法，转相比况，禁罔浸密，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，大辟四百九条、千八百八十二事，决事比（比，以例相比况也）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。
臣按：汉祖入关约法三章，后萧何广为九篇，叔孙通又增为十八篇。自高帝世至武帝时仅五六十年间尔，乃增至三百五十九章，其大辟乃有四百九条、千八百八十二事，其决事比乃至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，何禁网之密一至此哉？观吕步舒治一淮南狱，死者数万人，由是推之，则当时死者不知凡几千百万也。意其当世之民举手动足即陷刑辟，大者可诛，小者可论，其不聊生也甚矣，国之不亡盖亦幸尔。我朝自圣祖定律之后百有余年，条律之中存而不用者亦或有之，未尝敢有擅增一条者，《诗》云“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”，我列圣有焉。
宣帝时，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：“圣王立法明刑者，非以为治，救衰乱之起也。今明王躬垂明听，虽不置廷平，狱将自正，若开后嗣，不若删定律令。律令一定，愚民知所避，奸吏无所弄矣。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，政衰听怠，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。”
臣按：圣人制刑以弼教辅治，而使之不至于衰乱。有虞之刑必得皋陶以为士，有周之刑必得苏公以敬狱，盖为政在人，人必与法而兼用也。郑昌乃谓刑法非以为治，救衰乱之起；明王垂听，不必置廷平；无律令而有廷平，政衰听怠，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。是乃一偏之见也。夫治国而无律令固不可，有律令而无掌用之人亦不可，人君虽有聪明之资，亦无不用人用法而自垂听之理。
元帝初，下诏曰：“夫律令者，所以抑暴扶弱，欲其难犯而易避也。今律烦多而不约，自典文者不能分明，而欲罗元元之不逮，斯岂刑中之意哉？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，惟是使安百姓而已。”
臣按：律令之设盖悬法以示人，使人知所避而不犯，非故欲为是以待天下之罪人，如人设网罗以待禽兽也。后世之律往往文深而义晦，比拟之际彼此可以旁通，下人不知所守而舞智之吏得以轻重其罪，诚有如此诏所谓“今律烦多而不约，自典文者不能分明，而欲罗元元之不逮”者。所谓不逮者，解者谓不逮言意识所不及也。噫，蚩蚩之民不能皆读律令，及其读之又有所不逮者，则其不幸而陷于罪者，岂非上之人之过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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