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谓关西出将即此地。西方属金,金主肃杀,人生其地者多壮勇耐寒苦,自古以武勇奋者多在于斯。虽然,此论其常耳,若夫天地生才,无往而不有,此又不可专以地气拘也。
北魏孝明时,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,恐贼虏窥边,山陵危迫,奏请重将镇之选,修警备之严,诏公卿议之。廷尉少卿袁翻议以为:“北缘边州郡官不择人,惟论资级,或值贪污之人,广开戍逻,多置帅领,或用其左右姻亲,或受人货财请嘱,皆无防寇之心,惟有聚敛之意,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,如有执获,夺为己富,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,少闲草木之作,无不搜营穷垒,苦役百端,自余或伐木深山,或芸草平陆,贩贸往还,相望道路,
此等禄既不多、赀亦有限,皆收其实绢,给其虚粟,穷其力、薄其衣、用其功、节其食,绵冬历夏,加之疾苦,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,是以邻敌伺间扰我疆场,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。自今以后,南北边诸藩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,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举所知,必选其材,不拘阶级,若称职及败官,并所举之人随时赏罚。”
臣按:袁翻所议滥举将领之弊,非但在当时然也,其欲朝臣王公各举所知,必选其材,不拘阶级,若称职及败官并赏罚举主之人。臣窃以为,其人有功并赏其举主,即汉高祖因陈平而赏魏无知也,此固可以激劝荐贤为国之人,若夫兵家胜败无常,事固有出于意料之外者,若其人果怯懦而谓之勇、果昏愚而谓之智,则坐以滥举之罚彼固无辞矣,若夫事有出于不得已,有非人力所能与焉者,宜加研审核实,不宜一概以连坐坐之也。不然,则彼过为身谋者不复为国举贤矣。
唐武举起于武后之世。长安二年,始置武举。其制有长垛、马射、步射、筒射,又有马枪、翘关、负重、身材之选,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。
马端临曰:“唐《选举志》言武举选用法不足道,故不复书。然郭子仪大勋盛德,身佩安危,自武举异等中出,是岂可概言不足道耶?”
唐武选兵部主之,课试之法如举人之制,取其躯干雄伟、应对详明、有骁勇材艺及可为统帅者,若文吏求为武选,取身长六尺以上,籍年四十以下,强勇可以统人者。
臣按:唐人选武将不但于武臣,而亦于文吏中求焉,今宜立为定制,凡文吏能应武选者优等擢用之,比其原资超三级,不如此,则人不肯应,何则?文吏少而重,武职多而轻故也。
宣宗大中六年,党项复扰边,宣宗欲择可为邠宁帅者而难其人,从容与翰林学士毕諴论事,諴援古据今,具陈方略,上悦曰:“吾方择帅,不意颇牧近在禁庭,卿其为朕行乎。”諴欣然奉命。
臣按:将才古称难得,然以臣观之,非其才之难得,良以其人之不易知也,非独上之人难于知人,而其人亦不易以自知也。盖世之求将者必求其智与勇,如有所用必先有所试可也,然试之以勇可以得其膂力而不能得其刚决,试之以智可以得其谋论而不能得其精审,是故匹夫之猛未必可以当大敌,警敏之见未必可以洞先机,此人君之求将所以贵乎先事而预求多方而广蓄也。
宋太祖谓近臣曰:“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,贵知为治之道。”
李沆曰:“昔光武中兴,不责功臣以吏事,及天下已定,数引公卿、郎将讲论经义,夜分乃罢,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。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,可谓有志于治矣。”
臣按:太祖此言即吴大帝劝鲁肃读书之意,为将而不明义理、不通古今,虽能成功不过粗材而已,是故古之名将无不知书者,但不循行数墨、寻章摘句如儒生之为耳。
宋有武举、武选。咸平时,令两制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行,仁宗时始亲试武举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。庆历六年,策武举,以策为去留,弓马为高下。
臣按:武事与文艺异,固不可以言语文事求也,然于无事之时欲求战陈军旅之士,不以言语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。大抵求士以资世用,贵乎得识义理、知机变之人,无间文武皆然也,试之以武举欲其知威武战争之意尔,彼诚识义理、知机变,一旦临事料敌、出奇应变,举诸此而措之耳。论文科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人,豪杰之士由是而出尔,臣于武举亦云。
真宗谓辅臣曰:“将帅才难,今文武中固亦有人,盖不经战陈无由知之,虽天下无事,然兵不可去、战不可忘,古之道也。”马知节曰:“将相之才非可坐而知之,顾临事机变如何耳。”
臣按:真宗谓“将帅才难,文武中固亦有之,不经战陈无由知之”,然战不可试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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