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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牌垂毡、列枪驾炮,每两必须蔽数十人,略如胜所制者,每边城制三五百两,岁遇农作之时运置田所障蔽,官军俾得耕获,战以为陈,居以为营,收获以为载,不为无益。(以上车法)
  《通典》:黄帝制陈法。
  李靖曰:“黄帝始立丘井之法,因以制兵。故井分四道,八家处之,其形井字,开方九焉,五为陈法,四为间地,此所谓数起于五也。虚其中,大将居之,环其四面,诸部连绕,此所谓终于八也。及乎变化制敌,纷纷纭纭,斗乱而法不乱,浑浑沌沌,形圆而势不散,所谓散而成八,复而为一也。”
  独孤及曰:“黄帝受命之始,顺杀气以作兵法,文昌以命将,握机制胜,作为陈图。夫八宫之位正则数不愆神不忒,故八其陈所以定位也,衡抗于外,轴布于内,风云附其四维,所以备物也,虎张翼以进,蛇向敌而蟠,飞龙翔鸟,上下其势以致用也,至若疑兵以固其余地,游车以按其后,列弛张则一广失,举掎角则四奇皆出。”
臣按:陈法说者谓其为黄帝所作,亦犹世人谓医书出于轩岐,虽未必然,而历代名医用之以已疾而取效也多矣,八陈之作未必是黄帝所作,然后世之善用兵者如诸葛亮、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战陈,或建之为图,或笔之于书,可考也。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,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,朱熹曰:“陈者定也,八陈图中有奇正,前面虽未整,猝然遇敌,次列便已成正军矣。”蔡元定曰:“譬如一十分雄壮之人与一四五分力人厮打,雄壮人只有力而四五分人却识相打法,对副雄壮之人更不费力,只指点将去,可见八陈之法有以寡敌众之理。
”观朱、蔡二子之言,则陈法与争战不为无益矣,故载之。
  《夏官》:中春教振旅,司马以旗致民(立旗期民于其下),平列陈如战之陈。中夏教茇舍,如振旅之陈。中秋教治安,如振旅之陈。
  臣按:司马中春教振旅如战之陈,盖必国之所用以战者,其布列方位、弥缝偏伍、分合坐作、进退疾徐皆有一定之号令方法,故于仲春之日教民以振旅,其所演习者一皆如临战对敌之时也,故曰如战之陈。至于夏之茇舍、秋之治兵,又一皆如春之振旅焉。是故今日之所以教也者即前日之所已用也者,教之于闲暇者此法也,用之于临敌者亦此法也。
  《曲礼》:前有水则载(音戴)青旌,前有尘埃则载鸣鸢(鸱属),前有车骑则载飞鸿,前有士师则载虎皮,前有挚兽则载貔貅。
  郑玄曰:“戴,谓举于旌首以警众也。礼,君行师从,前驱举此则士众知,所有、所举各以其类象。”
孔颖达曰:“王行宜警备,善恶必先知之,又军陈卒伍行则并衔枚,无喧声,若有非常不能传道,且人众广远,难可周遍,故前有变异则举类示之,左传曰‘前茅虑无’是也。青旌,谓画为青雀于旌上,举示之,军士望见则知前值水也。鸢鸣则风生,风生则尘埃,起故前有尘埃则画鸱于旌首而戴之,不言旌从可知也。雁行列与军骑相似,故前有车骑则画鸿于旌首而戴之。虎威猛,兵众之象,若前有兵众则举虎皮于竿首。挚兽,猛而能挚,谓虎狼之属,貔貅是一兽,亦有威猛,若前有猛兽则举此貔貅,皆欲使众见以为防也。

  臣按史,宋曹翰遣五骏骑为斥候,授以五色旗,人执其一,前有林木则举青旗,烟火举赤旗,虏寇举白旗,陂泽举黑旗,丘陵举黄旗,虽不拘拘于古而得古人前茅虑无之意,且简以易知,行军者不可不知也。
  行,前朱雀而后玄武,左青龙而右白虎,招摇在上,急缮其怒。
  郑玄曰:“以四兽为军队,象天也。招摇星,在北斗杓端主指者。急犹坚也,缮读曰劲。又画招摇星于旌旗上,以坚劲军中之威怒。”
  孔颖达曰:“此明军行象天而作陈法也。朱雀、玄武、青龙、白虎,四方宿名也。招摇,北斗第七星也。北斗居四方宿之中,以斗末从十二月建而指之,则四方之宿不差。军行法之既张四兽于四方,而摽招摇于中,上以指正四方,故军旅士卒起居举动坚劲奋怒,象天之行也。”
  臣按:先儒谓军之耳目在旗鼓,故以朱、玄、青、白以别其方色,所以用众也。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,致天讨而已,故随四方之色绘四方之宿,而各寓以其所象,而摽北斗于其中,以见奉天致讨之义。
  进退有度,左右有局,各司其局。郑玄曰:“度谓伐与步数。局,步分也。”
  孔颖达曰:“左右有局者,军中在左在右各有部分,不相滥也。各司其局者,军行须监领,各有所司部分也。”
  臣按:进退有度,左右有局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