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朱熹曰:“作事谋始,讼端绝矣。”
项安世曰:“干阳生于坎水,坎水生于天一,干、坎本同气而生者也,一动之后相背而行,遂有天渊之隔。由是观之,天下之事不可以细微而不谨也,不可以亲昵而不敬也,祸乱之端,夫岂在大?曹、刘共饭,地分于匕箸之间;苏、史灭宗,忿起于笑谈之顷。谋始之诲,岂不深切着明乎?”
都洁曰:“天为三才之始,水为五行之始,君子法之,作事谋始。”
臣按:先儒谓天左旋而水东注,违行也。作事至于违行而后谋之,则无及矣。是故君子体《易》之象,凡有兴作必谋其始焉。何则?理在天地间,大中至正,无有偏枉,从之而行则上下相顺,违之而行则彼此交逆。是以君子一言之将发也,一行之将动也,一事功之将施行也,则反之于己、体之于人,揆之于心、绎之于理,顺乎逆乎?顺则徐为之,逆则亟止之,不待发于声、征于色、见于施为,以作过取愆、启争构讼而贻异时之悔,是则所谓谋始也。
谋之又谋,必事于理不相悖,人与我不相妨,前与后不相衡决,上与下不相龃龉,然后作之,则所行者无违背之事矣。事无违行,则凡所云为、举错者皆合于天理、顺于人心,又安有纷纷之口语、狺狺之讼言乎?或曰,兴讼构狱,官府之事也,朝廷之于民直驱之而已,彼将谁讼乎?吁!上之于下,势不同而理同,下之于上不敢言而敢怒,民之讼于心也甚于其讼于口也,民之讼于天也甚于其讼于官也。仁智之君诚畏天谴、畏民怒,凡有兴作,恶可不谋于始乎?
《虞书》:兢兢业业,一日二日万几。
蔡沈曰:“几,微也。《易》曰:‘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。’盖祸乱之几藏于细微,而非常人之所豫见,及其著也则虽智者不能善其后。故圣人于几则兢业以图之,所谓图难于其易、为大于其细者,此也。一日二日者,言其日之至浅。万几者,言其几事之至多也。盖一日二日之间,事几之来且至万焉,是可一日而纵欲乎?”
臣按:天下之事必有所始,其始也则甚细微而难见焉,是之谓几。非但祸乱有其几也,而凡天下万事万物莫不有焉。人君于其几而审之事之未来而豫有以知其所将然、事之将来而豫有以知其所必然,于其几微之始致其审察之功,果善欤则推而大之,果恶欤则遏而绝之,则善端于是而扩充,恶念于是乎消殄,逸欲无自而生,祸乱无由而起。夫如是,吾身之不修、国家之不治,理未之有也。苟不先审其微,待其暴著而后致力焉,则亦无及矣。此古之帝王所以兢兢业业,致审于万事几微之初也欤!
禹曰:“都,帝。慎乃在位。”帝曰:“俞。”禹曰:“安汝止,惟几惟康。”
蔡沈曰:“天位惟艰,一念不谨或以贻四海之忧,一日不谨或以致千百年之患。帝深然之,而禹又推其所以谨在位之意,曰安汝止也。止者,心之所止也。安之云者,顺适乎道心之正而不陷于人欲之危也。惟几所以审其事之发,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。”
臣按:几者动之微,动者几之著。方其静而未动也,未有几也,几既动而后事始萌,由是渐见于形象而事成焉。苟于几微之初不知所审,而欲其事为之著得其安妥,难矣!臣愚以为,惟几者又惟康之本也,人君慎其在位而必欲得其庶事之康,非审于事几发动之初,曷由得哉?
帝庸作歌曰:“敕天之命,惟时惟几。”
蔡沈曰:“敕,戒敕也。几,事之微也。惟时者,无时而不戒敕也。惟几者,无事而不戒敕也。盖天命无常,理乱、安危相为倚伏,今虽治定功成,礼备乐和,然顷刻谨畏之不存则怠荒之所自起,毫发几微之不察则祸患之所自生,不可不戒也。”
臣按:此章帝舜将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。歌之序意在乎戒天命而谨时几。时以天时言,几以人事言。无一时而不戒敕,以无一时而非天命之所寓也;无一事而不戒敕,以无一事而非天命之所存也。然谓之事可也,而谓之几者何哉?先儒谓,几者事之微也,方其事之始萌欲动未动之际,方是之时,善恶之形未分也而豫察其关兆,是非之情未著也而豫审其几微,毫末方起已存戒谨之心,萌芽始茁已致防范之意,不待其滋长显露而后图之也。古之帝王所以戒敕天命也如此,其至所以祸乱不兴而永保天命也欤。
后世人主不知戒敕天命,故虽事几暴著犹不知省及,至祸机激发始思所以图之,亦末如之何矣。噫,几之一言,虞廷君臣累累言之,是诚万世人君敕天命、保至治之枢要也,惟明主留意。
《周书》:嗣若功,王乃初服。呜呼,
左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