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相与习《五龙》《滴泪》等经及诸图谶书，言“释迦佛衰谢，弥勒佛当出世”，则之与母诀也，尝刺“福”字于背以为记，妖人因妄传则字隐起，争信事之。州吏张峦、卜吉主其谋，党与连德、齐诸州，约以正旦断澶州浮梁作乱，会其党潘方净以书谒北京留守贾昌朝，事觉被执，故不待期。冬至日，知州张得一方与官属谒天庆观，则率其徒劫库兵，执得一囚之，杀通判董元亨等。则僭称东平郡王，建国曰安阳，事闻，以文彦博为河北宣慰使平之。
臣按：盗贼之窃发，往往以妖术惑众，伏读律文有曰：“凡师巫假降邪神，书符咒水，扶鸾祷圣，自号端公、太保、师婆及妄称弥勒佛，白莲社、明尊教、白云宗等会，一应左道乱正之术，或隐藏图像、烧香集众，夜聚晓散，佯修善事，扇惑民人，为首者绞，为从者流。”其法可谓严矣。圣祖制法之初，其为虑一何远也，然欲禁绝其源，当自京师首善地始，宜敕巡城御史及兵马司官，凡京城内外有假鬼神降神书符以救病报事为民者，即令街方火甲具名报官究治驱遣之，
其当禁治而不禁治与容而为之者，治以重罪，及通行天下，凡人家有收蓄异书者皆许赴官受直，三月之后不首者，他人首发重罪之，是亦治朝遏乱之一术也。
欧阳修言：“近日盗贼纵横，若不早图，恐贻后悔。臣计方今御盗者不过四事，一曰州郡置兵为备，二曰选捕盗之官，三曰明赏罚之法，四曰去冗官用良吏，以抚疲民使不起为盗。”
臣按：除盗之法最不可缓，缓则贼势日大、徒侣日多，往往贻他日之悔。修之四事，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，其首务也，得一良吏如龚遂之治渤海、虞诩之治朝歌，盗不难除矣。
富弼言于仁宗曰：“访得多有凶险之徒，始初读书即欲应举，及其长立所学不成，虽稍能文，不近举业，仕进无路，心常怏怏，颇读史传粗知兴亡，以至讨寻兵书，习学武艺，因此张大胸胆，遂生权谋，每遇灾祥便有窃议自负，所图甚大，蔑视州县，既不应举，又不别营进身，往往晦名诡姓，潜迹遁形，乃与其徒密相结扇。此辈散在民间实多，纵无成谋亦能始祸，要在得而縻之，使所谋不成。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采访，如有此等之人，作草泽遗逸荐于朝廷，随其所能，量加恩命。
”
苏轼言于仁宗曰：“夫惟忠孝礼义之士，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，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，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。臣愿特为京东西、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五路别开仕进之门，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，故得士为多，王者之用人如江河，江河所趣，百川赴焉，蛟龙生之，及其去而之他，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，愿采唐之旧，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，其人才、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，荐其材使得出仕，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，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，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涂，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。
”
轼又代淮南转运使李琮言于神宗曰：“扬雄有言，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，而班固亦论剧孟、郭解之流皆有绝异之姿，而惜其不入于道德，苟放纵于末流，是知人言善恶本无常性，若御得其道则向之奸猾尽是忠良，故许子将谓曹操曰‘子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’，使韩、彭不遇汉高，与盗贼何异？臣窃尝为朝廷计，以为穷其党而去之，不如因其材而用之，何者？
其党不可胜去而其材自有可用，昔汉武帝尝遣绣衣直指督捕盗贼，所至以军兴从事，斩二千石以下，可谓急矣，而盗贼不为少衰者，其党固不可尽也，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则盗贼自消，而豪杰之士可得而使，请以唐事明之。自天宝以后，河北诸镇相继为乱，虽宪宗英武亦不能平，观其主帅皆卒伍庸才，而能于六、七十年间与朝廷相抗者，徒以好乱乐祸之人、背公死党之士相与出而辅之也。
臣愿陛下精选青郓两帅、京东西职司及徐、沂、兖、单、潍、密、淄、齐、鲁、濮知州，谕以此意，使阴求部内豪猾之士，或家富而多权谋，或通知术数而晓兵，或家富而好施，如此之类，皆召而劝奖，使以告捕自效，籍其姓名以闻于朝，所获盗贼量轻重酬赏，若获真盗大奸，随即录用，若只是寻常劫贼，即累其人数酬以一官，使此辈歆艳其利以为进身之资，但能拔擢数人，则一路自然竞劝。贡举之外别设此科，则向之遗才皆为我用，纵有奸雄啸聚，亦是无徒。
”
秦观曰：“自古盗之所以兴，皆出于仍岁水旱、赋敛横出、徭役数发，故愚民为盗，弄兵于山海险阻之间，以为假息之计，所可深虑者，其间有豪俊而已，何则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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