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故官爵重而人得以为荣，及其末世，不知祖宗立法之深意，往往轻以与人，是以人人可得，其所得未必皆有奇功异能，故人视之蔑如也。自古用官爵以赏功，其轻贱之弊未有如唐之甚者也，史臣书之于册，足以为万世戒，有国者尚其鉴之慎之，毋蹈其故辙。
穆宗长庆二年，初，上在东宫，闻天下厌苦宪宗用兵，故即位务优假将卒，以求安息，诏：“神策六军及南牙常参武官具繇历、功绩，牒送中书，量加奖擢。其诸道大将久次及有功者悉奏闻，与除官。应天下诸军，各委本道据守旧额，不得辄有减省。”于是商贾、胥吏争赂藩镇，牒补列将而荐之，即升朝籍。奏章委积，士大夫皆扼腕叹息。
臣按：自古创业之君立为法制以遗子孙，未有不尽善尽美者，但事久而弊生，弊积之久而弊中又有弊焉，古今同一律也。唐穆宗承唐积弊之后，务优假将卒以求安息，乃诏神策六军及诸武官并诸道大将俾其内外各具事功，无故而加以奖擢，补官升朝，盖欲饵之使不生事也。呜呼，爵赏所以待有功令，无功而加以爵赏，一旦有功，何以酬之乎？穆宗所为如此，宜乎唐之不复振也。
五代唐庄宗许伶人欲以为刺史，郭崇韬谏曰：“陛下所与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，今大功始就，封赏未及一人，而先以伶人为刺史，恐失天下心。”逾年，伶人屡以为言，庄宗谓崇韬曰：“吾已许之矣，使吾惭见之。公言虽正，然当为我屈意行之。”遂以为刺史，时亲军有从百战未得刺史者，莫不愤叹。
臣按：陆贽有言，爵位惟功勋功德所宜处之，苟非四者，虽公卿之世、华夏之胄，犹不可轻亵，况优伶乎？庄宗之不以令终，国祚不永，有以夫。
宋真宗时，庞籍言：“纲纪者其要在赏罚，恩赏贵乎审当，法令贵乎齐一。伏见近年恩及侥幸，而典宪稍纵，夫赏所以劝功也，无功之人坐获殊宠，后有临敌效命立勋行陈者，将何赏以塞其望乎？顾陛下爱惜爵禄，无及侥幸，以待立功之臣；申严宪法，无使纵弛，以威不恪之臣，此最切务也。”
臣按：庞籍欲真宗爱惜爵禄，无及侥幸，以待立功之臣；申严宪法，无使纵弛，以威不恪之臣。以为此最切务，臣于今日亦云然。
欧阳修言于仁宗曰：“用人之术不过赏罚，然赏及无功则恩不足劝，罚失有罪则威无所惧，虽有人不可用矣。太祖时，王令斌破蜀而归，功不细矣，犯法一贬十年不问，是时方讨江南，故黜全斌与诸将立法。太祖神武英断，所以平定天下者，其赏罚之法皆如此也。昨关西用兵四年矣，大将以无功罢者依旧居官，军中见无功者不妨得好官，则诸将谁肯立功矣？裨将畏懦逗遛者皆当斩罪，或罚贬而寻迁，或不贬而依旧，军中皆有罪者不诛，则诸将谁肯用命？
所谓赏不足劝、威无所惧，赏罚如此而欲用人，其可得乎？”
臣按：修所言军中见有罪者不诛，则诸将谁肯用命，是知国家于将领有功者固所当赏，而有罪者亦不可以不罚，赏必足劝，罚必足惧，然后可以用人。
高宗时，邓肃言：“金人不足畏，但其信赏必罚，不假文字，故人各用命。朝廷则不然，有同时立功而又相等者，或已转数官，或尚为布衣，轻重上下只在吏手，赏既不明，谁肯自劝？欲专立功赏一司，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阵，若功状已明而赏不行，或功同而赏有轻重先后，并置之法。”
臣按：自古最难得明实者军功也，原其所以不明之故，繇于主帅之不得其人，一委之吏胥之手，出入轻重任其所为，此将士所以不服而愤怨也。邓肃乞立功赏一司专主其事，然功赏之司但能考其功状耳，未必得其虚的也。臣愚以为，凡出师必择朝臣公明有风力者一人付以属吏，俾其专掌功赏，随军纪功，遇有功次即于军中核实详定焉。
高宗时，给事中金安节驳皇城司滥赏曰：“凡外之将帅效命边庭，亦必有功而后加爵，岂可以侥幸一时微劳而反过于亲临行阵、出入万死一生者乎？今刘允升干办皇城任满，比之立军功者劳逸异矣，遽以一官转承宣使，其以皇城任满遂将转节度使乎？窃恐行之则将士解体，望爱惜名器，以待勋劳。”从之。
臣按：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，必亲临行陈者然后为军功，彼其出入禁旅、左右承奉者虽有年劳，当别甄叙。我朝立锦衣卫以掌宿卫官职之设，虽与列卫同，而其官则用其能而不用其世，盖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类者也，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涂不得与焉，其选可谓重而严矣，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幸、技艺进者，失祖宗之初意矣。夫技艺之流旧制当属工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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