左旋
游手不可赀度，观其穷促辛苦，孤贫疾病，变作诈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，日益岁滋，久将何若，事已穷极，非圣人能变而通之则何以免患，岂可谓无可奈何而已哉？此宜酌古变今，均多恤寡，渐为之业以救之耳。”
叶时曰：“农者天下之本，食者民生之命，则不可无三农以生九谷；园圃民之所树艺，则不可无园圃以毓草木；山泽民之所取材用，则不可无虞衡以作山泽之材；薮以富得民，则不可无薮牧以阜蕃鸟兽；工以足材用，则不可无百工以饬化八材；懋迁有无化居，则不可无商贾以阜通货贿；布帛女工之事，则不可无嫔妇以化治丝枲；疏材婢仆之职，则不可无臣妾以聚敛疏材。自农圃而下，民力有所不给，则又不可无闲民以转移执事，盖民有常产者有常心，先王制民之产、授民之职使之有相生相养之具，此人心所以不离涣也。
”
臣按：民生天地间，有身则必衣、有口则必食、有父母妻子则必养，既有此身则必有所职之事，然后可以具衣食之资而相生相养以为人也。是故一人有一人之职，一人失其职则一事缺其用，非特其人无以为生，而他人亦无以相资以为生，上之人亦将何所藉以为生民之主哉？先王知其然，故分其民为九等，九等各有所职之事，而命大臣因其能而任之，是以一世之民不为三农则为园圃，不为虞衡则为薮牧，否则为百工、为商贾、为嫔妇、为臣妾，皆有常职以为之生。
是故生九谷、毓草木，三农、园圃之职也；作山泽之材、养鸟兽，虞衡、薮牧之职也；与夫饬化八材、阜通货贿、化治丝枲、聚敛疏材，岂非百工、商贾、嫔妇、臣妾之职乎？是八者皆有一定职任之常，惟夫闲民则无常职，而于八者之间转移执事以食其力焉，虽若无常职，而实亦未尝无其职也。是则凡有生于天地之间者，若男若女、若大若小、若贵若贱、若贫若富、若内若外，无一人而失其职，无一物而缺其用，无一家而无其产，如此，则人人有以为生，
物物足以资生，家家互以相生，老有养、幼有教，存有以为养、没有以为葬，天下之民莫不爱其生而重其死，人不游手以务外，不左道以惑众，不群聚以劫掠，民安则国安矣。有天下国家者奉天以勤民，其毋使斯民之失其职哉。
大司徒颁职事于邦国都鄙，使以登万民，一曰稼穑，二曰树艺。小司徒之职，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。臣按：可耕之地为井，可畜之地为牧。
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、中地、下地以颁田里，上地夫一廛（人各受二亩半为宅）、田百亩（各受田百亩以为世业）、莱五十亩（谓田之休不耕者），余夫亦如之（正夫之外别给余夫）；中地夫一廛、田百亩、菜百亩，余夫亦如之；下地夫一廛、田百亩、莱二百亩，余夫亦如之。
臣按：民之所以为生产者田宅而已，有田有宅斯有生生之具。所谓生生之具，稼穑、树艺、牧畜三者而已，三者既具则有衣食之资、用度之费，仰事俯育之不缺，礼节患难之有备，由是而给公家之征求、应公家之徭役皆有其恒矣。礼义于是乎生，教化于是乎行，风俗于是乎美，是以三代盛时皆设官以颁其职事，经其土地，辨其田里，无非为是三者而已。后世听民自为而官未尝一问及焉，能不扰之足矣，况为之经制如此其详哉？
明主有志于三代之隆者，不必泥古以求复井田，但能留意于斯民而稍为之制，凡有征求营造不至妨害于斯三者，则虽不复古制而已得古人之意矣。
《前汉食货志》：圣王量能授事，四民陈力受职。民受田，上田夫百亩、中田夫二百亩、下田夫三百亩，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，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，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，三岁更耕之，自爰其处（爰，于也。更谓三岁即改与别家佃，以均厚薄）。农民户人已受田，其家众男为余夫，亦以口受田如比（比，同也。每夫孟子言二十五亩），士、工、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（口二十亩）。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，若山林、薮泽、原陵、淳（尽也）卤（咸卤也）之地，各以肥硗多少为差。
民年二十受田，六十归田，七十以上上所养也，十岁以下上所长也，十一以上上所强也。
臣按：此言受田之法，大略与《周礼》大司徒、遂人所言相同，《周礼》所载周家一代分田受民之法皆出乎此也。
孟子告梁惠王曰：“五亩之宅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鸡豚狗彘之畜（养也）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亩之田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（告齐王‘数口’作‘八口’）。”
朱熹曰：“五亩之宅一夫所受，二亩半在田，二亩半在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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